徐春萍:我几乎是一口气看完这部80万字的小说。在历史的烟云中有立起来的人，他们的伤痛和抗争以及精神世界。这是很难写的。许多写几十年跨度的作品中，人和人的内心都是薄弱环节，成了历史的通俗演义。天扬和天赫这两个人物形象很特别，还有点特立独行的怪异，有男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叛逆、执拗和迷茫。你自己怎么看他们？

    邓一光:活了那么多年我还是没有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我是谁。世界之于人只是一种内心观照，我不知道我是谁，世界等于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种重复记忆，和有记忆的物并无两样。这种活是不在场的活，“我”不在场，身体与灵魂分离，看不见，不知道“我”在哪儿。这个“我”不是说肉身生活的我，那个我更依赖感觉判断，它可能非常敏锐，但无法构成最终的信任。天扬和天赫就是这样两个人物，他们一直在寻找“我”。天赫比较快地走出了叛逆人生秩序的那一步，他到世界中去寻找他自己，把肉身放逐掉了，让自己成为追问物质出处的基本原子。天扬试图摆脱内心和肉身生活分离的困境，从不自觉到自觉，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那种挣扎和挣扎导致的苦难是残酷的，叫自找。追问属于自找。一个孱弱的个体生命，你向大到无边际的世界追问什么？追问创世纪的那一瞬间你作为物质在不在？你那不是自找是什么。怪异就是这样形成的。什么是怪异？不按照已有秩序思和行就是怪异。

    我是谁和世界是谁、询问与主宰世界和询问与主宰自我、离开生活和回到生活、对塑造的叛逆和与塑造对抗……追问下去，天赫和天扬身上承载着太多的疑问，所有的疑问都让我困惑，都是我想要解决的。写作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们构成我在一次写作中的兴奋点。

    徐春萍:你的人物的灵魂追问和时代的病痛是一致的吗？

    邓一光:时代的确使我们遭受到重创。谁也无法摆脱个体灵魂在时代塑造中注定的言语符号化，那种在炼狱般的世界里魔鬼本能的唤醒，或者天使角色的诉求，都让人无法看清自己。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该被忽略掉，那就是我们可能遭遇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遭遇过的同样的生命困惑，我们的子孙仍然可能会遭遇。时代的病痛更有可能是一种假象，让我们有理由把自身的问题归结于身处的世界。我们的确是在这样做着。

    徐春萍:小说以父亲开始，以父亲的死结束。父亲这个形象被赋予了象征意义。你是如何看待你父辈一代的？你如何看待你这一代人在成长中与时代的关系？

    邓一光:评述前行者最大的窘迫在于我们不是历史中人，不承担历史。这样的工作在我看来有些可疑。“符号形成一种语言，但那不是你们自以为了解的语言。”(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写作必须也只能退到想象中去，任何宣称知道的知识实践者都是可笑的。

    未老先衰和心灵夸张，使我们这一代人与时代始终是一种错位关系。灯火辉煌，我们不知自己的脚本在何处，如果人生如同舞台的话。我们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却不在我们的时代里。

    徐春萍:小说中有许多战争描写，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那是他近年所看到的战争描写中最好的，你对于战争的感觉来自哪里？

    邓一光:恐惧。战争的认知来源是一个复杂问题，可以是自身经验也可以是他人经验，呈现出敌对意图也呈现出同构意图，作用于感情驱动也作用于理智驱动，不一而律。对于我，它首先来自恐惧。

    恐惧之后是疑问。战争是悬在人类头顶挥之不去的红色阴云，它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重大而又极端。谁都清楚，战争是少数政治家制造出来为既定政治目的服务却强制性要求多数人参加的人类重大生活，人们看到了战争对摧毁前文明形态，或推动政治、经济、文化新旧交替的巨大作用，但是，大多数人不会去注意或者有意识地回避战争与人的自觉意识的关系问题，比如说，包括大多数个体人在内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暴力情结，比如说，战争学早已经成为显学，并被冠冕堂皇地纳入人类科学领域这些令我们尴尬的问题。文明是人类的希望，科学是文明的希望，可是，科学首先作用于战争、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这一切丝毫没有改变战争概念中消灭敌人亦即人类在理智而非情感的主宰下自相杀戮这个基本性质。

    疑问之后是兴趣。战争有其自然冲动的原始构成，又存在自由的精神活动元素，前者比如仇恨，后者比如战争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同时，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从属，它又是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战争割裂了战争参与者的生活，追问战争参与者的情感和意志力，迫使战争参与者把希望指向脆弱同时通常是虚假的未来生活，却需要强烈地依赖于个人的自然属性。这种人类生活中所呈现的统一性和矛盾性让我感兴趣。

    兴趣之后是想象。如果战争的参与者是我。“9·11”那天，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纽约在燃烧。我打开电视机，立刻感到皮肤被灼伤了。我有一种我在双子大厦里，在下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里的幻觉，有一种强烈而不甘心的绝望。

    徐春萍:这部作品是男人的精神成长史，当然他们也是一代人的代表，小说的风格是这样刚强，说说创作这部作品的写作状态，这么大的篇幅，是一气呵成还是多年磨一剑？

    邓一光:2004年我开始动笔写这部作品，开了两次头，没有写下去。2005年夏天，在结束《花木兰》的写作后，突然有了感觉，那以后除了修改《花木兰》，中间基本上没有停顿，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它。我写作的时候是不顾一切的，伤害和自我伤害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