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近日在复旦大学给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授课，这距她第一次在复旦讲课已有13年之久，她对学院的氛围已越来越熟悉。同时，在前不久召开的上海女性作家研讨会上，有评论家认为王安忆的创作正与理论话语的发展不断形成对应，而这并不是好事。这些年来，兼顾作家与教授两种身份究竟给她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采访了王安忆。

    面对研讨会上的批评，王安忆认为:理论和写作现实之间还是存在着距离的，她始终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所以她请大家放心。当笔者问及王安忆是否认为自己如今已经完成了从作家到教授的转型时，她说:“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特别职业化的教授，而是一个作家型的教授，我离教授还是有距离的。”她觉得，和一般教授相比，如果自己有什么不同之处，可能是因为没有受过很多理论训练。

    在王安忆看来，上课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因此备课非常认真。“上课意味着要整理自己的思想，使思想变得很清晰。和自己圈子里的人说话可以很随便，很模糊，但和学生上课却不一样，必须要尽可能清楚地告诉大家，这是我始终想要做到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能让大家感到闷，我本身的性格不是特别活跃，不像那些很有个性、很风趣的人，他们讲课可以很风格化，而我只能凭实力讲课。有人说王安忆讲课不过是复述故事而已，在我看来，同样一个故事各有各的讲法，这就是你对这个故事的认知不同，而我所做的就是把我看到的告诉学生。”

    王安忆第一次在复旦给研究生上课是在1994年，十多年过去，她的讲课也已经有了不同。“当时是我自己要求过来的，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挑战。而且自己不是学府里毕业的，所以能够在大学里讲课使我感到一种满足。那时候讲课很艰苦，没有麦克风，只能直着嗓子喊，连续上了十三次课。我们这样的生活有时很难保持连续性，但是上课需要坚持，需要有连续性。那时和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我甚至没有这种勇气上整个学期的课，因为现在自己对上课的要求更高，毕竟是一个教授，备课也要更充分。我觉得自己比那个时候已经有所进步。那时把我讲课的录音整理出书时，发现有些不满意，一些该讲的东西没有讲清楚。现在希望每次上课尽量不要留下遗憾，要把准备的内容都讲好，甚至多讲一些。”

    王安忆坦言自己也在给学生讲课的过程中有所收获，于自己的写作有帮助:“因为写作在职业化以后，光靠感性是不行的，还是要有理性的思维。我希望以后每年能讲三次课，这对我自己也是一种促进，使我带着问题去读书。作家的思想常常是很混乱的，而讲课强迫我把自己的思想搞得清清楚楚，因为当你要把这种思想传达给学生的时候必须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