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作者李兰妮

    ●抑郁病人就像在旷野，没有亮光，也没有人。

    ●如果我们还不重视，就泛滥了，抑郁症很难再制止了。

    ●要从精神文化、基因传承的角度去看待现代病。

    为自救，只有坚持写

    问:2005年的时候你的抑郁症得到控制了，结果因为写这本书复发。写的时候你就预见到回顾痛苦会更加痛苦，为什么还是要写？

    李兰妮:我本来没有想写这本书。但一些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知道我曾经深度抑郁，就偷偷打电话问:“我这样是不是得了抑郁症？”最让我感到必须站出来说话的是那些孩子。有时候我去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理科，发现很多父母拖着孩子来看病。现在的小孩有很多心理问题，比如抑郁。而且，自杀已经成为十九至三十四岁年轻人死亡的首因。看看深圳去年的数据，交通意外死亡910人，但是自杀却有2000人。这个事情如果还不重视，这个数字的增长是翻倍的。

    我写这本书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很多杀人案件、暴力案件，那些罪犯中有些被认为是品质还不错的人。大众和媒体分析这些恶性案件时，总是找社会原因，比如失业什么的。其实这只是个诱因而已，他抑郁到了一定程度，就两个通道，一个是杀人，一个是自杀。没有人知道他的生理方面也出了问题，没有人看到他的伤口，他自己也看不到。不看清自己的病因，不找专业医生介入，你怎么呼吁都是没有用的，你没有点到根上。关键是要看到这一点:这个世界上有10.4％的人有抑郁症，在中国就有1亿多人，但是大部分不知道，或者是逃避病情。如果我们这一代还不重视，到了你们这一代，或者是你们的孩子那一代，就泛滥了，很难再制止了。

    问:这本书包括四部分。主体部分是你在患抑郁症期间为治疗而作的“认知日记”；另有对这些内容展开叙述的“随笔”部分；还有是关于抑郁症治疗方面的西方权威书籍、资料的“链接”部分和“补白”。为什么这样设置？

    李兰妮:放在书里的共有82篇日记，每一篇后面我都附着随笔，想告诉别人我原来也抑郁，我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最早我打算写十几万字，第一，给病人看，告诉大家认知疗法很简单，看我就是这么写的，你照着来就行了，有没有复发都可以做。第二，这是一个“病历”，可以给精神科医生看，因为他们未必有这种资料。但是我写着写着，就觉得应该把我看的书里面一些精彩的阐述链接下来。如果我不链接的话，我没有公信力。另外我还想表示的是，我链接的不是艺术想象的作品，而是具有世界权威性的作品，我希望他们去看看这些书。到了后来，我发现应该把我被压抑的童年也链接进去，因为这里面也有童年的伤痛在里面，一个人要找到抑郁的根源，必须从童年、从家族里去找。再写下去，又发现，这些链接显得有些跳跃，不完整，我就又写了个补白，把这些连在一起，让它们有个关联。

    问:书的主体记录了你进行认知疗法的过程。

    李兰妮:我2003年4月开始吃药，5月份的时候症状减轻了。抑郁症的一个表现，就是我在现实中很混沌、很恍惚，常常会做白日梦。周围的人和东西，我以为不存在，发生的事我也会经常记不住。比如我刚刚吃完药，过了一分钟我就忘记我有没有吃。刷牙也是，有时候是我这次刷牙的感觉与上次的感觉在某一点上相通了，我才会想起我已经刷过了。

    但是梦境很清晰，包括梦里面人的脸，我和他们的对话，都很清楚。这些人生活中我可能从来没见过，像从另一个世界和我相遇。幻觉、幻象、幻听……这些时刻干扰着我，没办法。后来我试着写“认知日记”。我把它写出来，它就不会干扰我了。

    “认知日记”的好处就是，把一天中无论多小的事情、高兴的不高兴的都记下来，就会变得清醒一些。我既不看电视也不看书，音乐也不听，但为了自救，我只好坚持写下来。

    问:普通人看这本书的时候会不会越看越抑郁？

    李兰妮:不会。伊丽莎白·斯瓦多说过，“阅读关于别人的抑郁经历能够帮助你减轻抑郁”。这帮助我正视抑郁症是怎么回事，告诉我原来别人也这么抑郁，我这个病并不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旷野无人》的名字有好几种含义。其中最简单的，就是抑郁病人就像在旷野似的，没有亮光，也没有人。他看不到一个人，就感觉只有他自己，很孤单、很恐怖。但是你读别人的经历时就会发现有很多人都抑郁，它是一个很常见的病。如果你是中度可以想办法减轻，就算是重度患者也可以争取“不死”。

    问:你觉得这本书写出了你想说的吗？

    李兰妮:其实我想说的很多很多，这本书只是我想表达的十分之一。第一是因为写的时候我抑郁得没法写下去。第二，有些痛涉及到我的家族，我必须顾及某种反应。我最欣赏《圣经》里的一句话:“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我在书里面重复了两次，这是我灵魂中的东西。贺绍俊建议我说，没写的那些以后可以作为小说的素材等等，后来我给他回复了一条短信说，这是我的绝唱。我说我完成这个，我可以走了。我那个时候就有强烈的可以走了的感觉。

    田惠平来深圳的时候跟我说，“李兰妮，我支持你死！你如果太痛苦，你就走，我祝福你！”我说，“目前为止，只有你一个人、一个朋友理解我已经痛苦到了极致了。这是祝福啊。”田惠平对我说，她看这本书最大的启示就是颠覆了她对死亡的看法。她说她现在对死亡已经可以接受了。中国人对死亡都有畏惧，大家都那么怕死，那么不敢去正视死亡。

    到了该审视精神隐疾的时候

    问:你觉得抑郁症最需要正视或纠正的是什么？

    李兰妮:很多病人都偷偷摸摸，好像见不得人似的。李欧梵就说，华人世界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很少关注个人的精神世界，长期以来都是这样。所以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太太会得抑郁症。传统文化中就没有探究人的精神病理的传统，现在大家就应该注意了。中国现在不是那种“穷国弱民”了，到了要审视精神隐疾这一步了。这一百多年，几代人都出现了精神的痼疾。我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他们的父辈、祖辈那里就已经有很多东西被压抑了，他们当孩子的时候就不能身心健康地成长，根本就没有机会来接受精神训练、来自省，来梳理、解开自己的精神桎梏。像我爹妈他们喜欢鲁迅的东西，但他们不会欣赏鲁迅反省自己的东西，他们欣赏的是鲁迅攻击敌人的东西。

    问:这代人的病，其实受几代人精神隐疾的遗传和影响？

    李兰妮: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看过一本日本现代短篇小说选，有点似懂非懂，但有一篇记得很清楚，说有一个人被锁上锁链关在一个笼子里，在马戏团里表演，表演得很好，很受欢迎。后来，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名气很大，有人怜悯他，打开笼子，解开他的锁链，以为这样子他会跳得更好，但是他反而不会跳了，不懂得怎么表演了。我就觉得我们的父母，包括我这一代人，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扭曲，失去了让心灵和精神自由的能力。你说像这种人，桎梏时间久了，精神上已经出现了变异。精神问题是最根本的……

    问:没有人清理从1919年到“文革”这种精神变异的过程？

    李兰妮:对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父母的精神经历和精神之痛、他们的伤痕，最多知道一点点，但是不知道细节。那祖父母就更搞不清楚了，我祖母叫什么我不知道，再往上就更不知道了。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你怎么传承？你连自己家族的精神基因的优点、缺点在哪里都不知道，它出现过什么缺陷、它有什么变异，我们要防止什么、预防什么，连这个都没有搞清楚，你再怎么分析也只能分析到自己的童年了。

    问:很多人说现代人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精神越来越脆弱，这才是各种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你认为呢？

    李兰妮:一个人脆弱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有些朋友的孩子只有十几岁，他们会经常埋怨孩子很脆弱、没有责任心、不努力，“我们当时怎样，这些孩子又怎样”。我就会骂我这些很好的朋友:你自己就不是很正常，因为你们的父母不正常。家庭的精神基因就像一棵树，这一百多年，每到它生长一圈就不断地砍，狠狠地砍，已经快砍断了，没有给过它修复的时间空间。比如说你的曾祖父还挺得住，不怕风“刮断”。到你祖父砍了一半，它会摇晃，但是他撑住了。到了你这一代就岌岌可危了。到了你的孩子的时候，风一吹就断了，这也就不奇怪了。有些朋友不听我的，说你没要孩子，用不着对孩子负责，所以你就惯坏这些孩子，替他们瞎说。我是瞎说吗？

    抑郁症应提高到公共健康的层次

    问:就是说我们要从精神文化、基因传承的角度去看待很多现代病，而不仅仅是社会原因或心理原因？

    李兰妮:对，我们以前谈精神病都是空的、虚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得这个病。精神疾病应该和人类、家族的精神基因有很大关系，你的血液里流淌着、继承着几代人的精神隐疾，但不像身体和外貌上的疾病那么明显。比如说你近视，你的父母也是高度近视，那这里面肯定是有遗传的。还有，我的一个小脚趾头中间是没有指甲的，我就听说很多年前，有一支姓李的家族在被朝廷放逐的时候，镣铐从脚趾中间穿过，把他们串起来，他的脚留下了永久的伤害。所以这一支人的后代都有这个印记。我想连这种东西都能够遗传，那精神上的呢？但是我们从来不敢碰它，很敬畏，很忌讳。尤其是中国人从来都不认识这方面。

    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种，因为童年一挖掘，就面临着对父母、对家庭的关系，就会担心自己的父母受伤害，会觉得内疚，可能反而会恶性循环。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为长者讳，为尊者讳，这是个“雷区”。

    第二，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相当大一部分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五四”的启蒙是对科学的启蒙，但是我觉得21世纪的启蒙就是要从潜意识的启蒙，从精神黑洞，从基因传承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精神疾病。但是我们不能正面面对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分子公开地站出来来谈这个事情，从这个角度切入。

    另外，中国人害怕审视自己，比如说鲁迅就曾经很无情地“切”自己，人们常常会关注鲁迅对社会、对外部、对人的丑陋这方面的“斗士”的表现，实际上，他是在“切”自己，他是医生出身的。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更深入地认识到鲁迅在精神上“切”自己的一面，普通民众就更不用说了。起码从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我觉得他在精神上“切”自己比他的“斗士”更可贵。

    问:你接触的医生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国际上又是什么情形？

    李兰妮:我2003年第一次看抑郁症方面的书，目前为止，我接触的精神病方面的医生，给我谈的理论多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不是卡尔霍妮就是弗洛伊德。而现在很多德国的、瑞士的、美国的、英国的研究成果，都是21世纪以后的成果。

    我们这方面的医生存在的问题就是:以前他们比较闲，没有人敢去找他们看病；现在他们很忙，但是理论水平和临床研究很难与国际接轨同步。病人太多太多，专业医生太少。

    在国际上，真正把抑郁症从人的偶发性精神疾障提高到整个社会、整个国际的公共健康这个层次，把抑郁症视为仅次于艾滋的危害公共健康的第二大疾病，并且从精神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系统研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才开始进行深刻的、更接近本质的研究，重新来审视这种疾病。它换了一个角度，才开始卓有成就。以前一概把精神病人归结为“疯子”，一概关到精神病院里面。他们都不关心为什么会有这些病，也难以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