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作家毕飞宇在10月份的国际助盲日这天推出了盲人题材小说《推拿》。从《青衣》、《玉米》、《平原》一路走来的毕飞宇，无所适从地被打上了盲人群体代言人的标签。“我无意于此，也没有资格，我只是一个作家。”毕飞宇说。对于《推拿》在出版不到一个月后获得2008年度人民文学奖，毕飞宇认为《推拿》开启了他的又一段写作旅程，还掉了历史叙事的债，转向社会现实的写作，“往传统走，不是身边几个中国作家的问题，从世界文学范围看这是个趋势。”

　　“无意于

　　盲人代言人”

　　毕飞宇：这里借你们报纸第一次声明一下，不要因为我写了个盲人题材的《推拿》，就把我当成盲人群体代言人。我无意于此，也没有资格，我只是一个作家。

　　早报：被当成盲人代言人，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的呢？

　　毕飞宇：10月份，我从北京做完这部小说的宣传回家之后，接的最多电话就是盲人朋友的。媒体的采访，也总是把我和盲人群体联系起来。因为这部小说，外界已经慢慢把我推到了这样一个角色前，盲人代言人是某种荣誉，但我知道我是谁，我不配。

　　早报：但你也曾说过，创作《推拿》毕竟还是和你的盲人朋友有关。

　　毕飞宇：我有大量盲人朋友，这是不假，但小说中的故事和朋友们关系不大，但也受到了他们的鼓动。

　　早报：你的盲人朋友是否认为，小说中的关于盲人世界的细节有不妥之处？

　　毕飞宇：他们只对我说喜欢我的小说，但没有批评我描写的盲人世界是否正确。其实，盲人世界是否真的这样并不重要。文学不是数学论证，有文学的逻辑就可以。

　　重新介入“写什么”是必然的

　　早报：这部小说和你之前的几部农村题材小说很不一样。

　　毕飞宇：其实这个不一样主要是因为中间拐了个《玉米》和《平原》，我的写作进入新世纪之后一下子拐到乡下去了，而《推拿》接到了我1990年代写中短篇的路子上。不同的是，《推拿》更注重当代性和写实性。从小说最初写作的愿望讲，我就是想要把一个黑暗的世界送到大家的眼里。

　　早报：但《推拿》的写实其实是不彻底的，它依然是想象的产物，毕竟你是健全人。

　　毕飞宇：对《推拿》中到底有多少是我的生活经验，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我毕竟是小说家，一个小说家能否把想象还原成经验，这对一个小说家是非常重要的。

　　早报：但这几年的写作，你试图回到传统的小说叙事里去？

　　毕飞宇：往传统走，不是身边几个中国作家的问题，从世界文学范围看这是个趋势。另外，中国作家重新介入“写什么？”有它的必然性和道理，因为我们中国作家眼前的世界太有趣了，比作家的想象更丰富。

　　事实就是这样，一个小说家处在如此生动的世界中，在小说文本中却一点都看不到这个世界，这不是个大遗憾吗？当今的中国多么有趣啊！所以对我来讲，《推拿》的写实还不够，我下面进一步往那个路子走。

　　早报：麦家曾说，现实变化太快，他有一种焦虑，怕作品完成就落后于时代了。

　　毕飞宇：这个焦虑我倒没有，我能否把当代生活呈现好，这个我也不知道。但真正困扰我的是，如何把被写作的人物和这个社会，在时间上拉得更近些。我之前的作品都是1970年代的叙事，至少现在能开始写1990年代的故事。

　　“写1970年代是还债”

　　早报：你就读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在那时就开始写作了吗？

　　毕飞宇：那时开始写诗，没有写小说。那个时候人人都写诗，好像中文系的人不把文字分行写，就对不起自己，至于是诗还是菜单，另说。

　　早报：在你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里，有不少模仿西方作家的痕迹，特别是拉美文学。

　　毕飞宇：主要还是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拉美文学是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共同的师傅。马原是第一个用拉美文学技巧、修辞进行原创文学创作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肯定是受到马原鼓舞的。

　　早报：你之前的几部作品比如《玉米》和《平原》都是1970年代中国乡村的故事，这是对少年记忆的纪念？

　　毕飞宇：我写1970年代并非是出于对1970年代的生活记忆有多深，我感兴趣的是1970年代的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在当下的延续和影响。写1970年代是还债，不从那走一遍，不留下两本书，内心是无法交代的。

　　早报：中国作家现在慢慢转入社会现实的写作，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变迁，会带给作家哪些困境？

　　毕飞宇：困境非常大。在西方，许多问题在一两百年前就完成了，但中国要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我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你们永远都不知道和你们说话的人是谁，我已经有1000岁了”。然后哄堂大笑。我对他们说，“我生于1964年，对你们巴黎人来说，从1964年以来也就40年的光景，对我来说，1964年出生的时候，那个乡村和宋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没想到人到中年的时候，中国和整个世界差不多又同步了。这1000年，中国人是像变魔术一样过来的，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早报：不少西方评论家，都觉得白话文语言还不成熟，但有人还是在中国小说的语言和写作技巧上探索，比如莫言的《檀香刑》，李锐的《太平风物》。

　　毕飞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90年代，中国小说的语言基本上成型了。中国文学的大问题有两点：作家自身的人文素养及当代作家与外部世界的有效关系。现在作家和外部世界距离远了，我特别羡慕从生活中用血汗换取面包的作家，他可以是作家同时又是出租车司，而我，和社会还是有点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