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我一生遭遇了四次大的争议，早期批我政治性不强，艺术大于思想，后来在反自由化中点名批我，又后来在清除精神污染中点名批，再就是批《废都》。我是受赞的多，受毁的多。几十年里每有作品出来都争议不断，几乎是在毁誉中成大的。——贾平凹

    “抬头低眼看到自己的耻辱”

    记者:你觉得你真正创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贾平凹:我产生写文章的兴趣是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也就是1972年到1975年。那时整个社会的文学土壤很薄，陕西省还没有一家文学刊物，图书馆也不开放中外那些文学名著。写作可能是人类的一种生命兴趣吧，我那时偏就喜欢写作。这如在院子里倒了一堆土，虽然这堆土不久就得铲出去，而土里有散落的草籽或粮食种子，下了雨又晒了太阳，它就长出草和麦子包谷的苗子来。

    那时兴革命故事，我写的东西变成铅印的是一篇《一双袜子》，是一篇革命故事，是和大学同学兼乡党冯有源合作写的，发表在1973年8月号的《群众艺术》上。这篇故事发表后，接连又发表了许多，到大学毕业时大概有二十五篇吧。这都不是文学创作。算作是一种爱好文学的练习，所写的内容已经记不起了，记起的是那时的热情。“废寝忘食”这四个字，在我后来的写作中从没有，却就在文学练习的那时候有。

    记者:“废寝忘食”这四个字，让我想起你的大学同学冯有源在他的《平凹的佛手》里说到，您写作最初，也有“走麦城”、发不了的时候。那段岁月，您对写作产生过动摇吗？

    贾平凹:写作最初，成名的欲望并不强烈，只是想能发表，那时寄出去的作品十分之九被报刊社退回来。但是，对写作没有产生过动摇。面对着一碗饭，人是会感觉出这一碗饭自己能不能吃完的，我那时自信我还能写的，总有一天会发表的，因为我读一些别人发表了的作品，常常并不满意它们的写法，我感觉我的想象力和文字要比他们好。

    记者:孙见喜曾经写过，你“把那一百二十七张退稿签全贴到墙上，抬头低眼看到自己的耻辱”。

    贾平凹:这些退稿签，一半是铅印的条子，有的编辑太忙，退稿签上连名字也未填上。那时当然也苦闷，很想把心绪调整一下。适在这时，各单位都要出人去市上修人防工事，这样，我便自告奋勇地挖地道了。挖地道真好，先开一眼猫耳洞，再四向开阔，又纵深掘进……我忽然问自己:创作也是这样吗？我的猫耳洞在哪里？后来，社里叫我去礼泉县的烽火大队蹲点，搞社史，当时真不想去，思想刚刚理出头绪，许多构思已经成熟，我急需的是赶紧写、赶紧写，担心到了乡下不可能有条件写构思好了的小说，而搞社史又是很乏味的，调查呀，座谈呀……但到了那里，和大队农科所的那帮年轻人，一起精屁股下河游泳，一起烧野火煨豆子吃，一起用青烟叶卷喇叭筒来吸，是很有意思的……后来，我依据这段生活，写了短篇小说《满月儿》，发表在《上海文学》1978年第3期上。

    文学革命是必然也是必须的

    记者:你因为1982年出版的《商州初录》，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滥觞者。回到家乡，是你在着意寻找过自己的“根”？这种“根”又是什么？

    贾平凹:在《沙地》、《好了歌》等那批反思社会的小说后，很快觉得没什么写的了，因为那些小说内容还不是我非常熟悉的东西，写起来不是那么得意。我检讨自己是文学上的流寇，应该有一块写作的根据地。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返回了商州故乡，一个县一个镇的走了一遍，幼时的记忆重现，又联系所见所闻，觉得写写故乡的人和事，非常得心应手，就写起来，这便是《商州初录》。《商州初录》出来后，反响很好，自己就又几次去商州，记得当时去了以后找当地的一些朋友，毫无目的地走村串镇，饥了就在村民家吃，天黑了就投宿小店，住下了就在笔记本上记录当天的感受，非常的快乐。当然，不曾料想到，这一两年的生活使自己染上了病，此后十五年病才好，又经受了非常大的痛苦。寻找写作的根据地是我当时游历商州的目的，《商州初录》及“再录”、“又录”，和后边的一系列关于商州的小说、散文是这次改变写作方向的结果，而后来的“寻根文学”由一家刊物提出后，把我列入其中了。另外，在我的《商州初录》之前，我发表了我那时的一些创作上的想法，即《“卧虎”说》，那篇文章也被别人看作是寻根思潮中的重要宣言之一。

    记者:回顾几十年的文学风潮，都是先有了创作，后被一些刊物总结后提出一个名称，再有意组织，就形成了风潮。对于这种一阵阵的文学风潮，你怎么看待？

    贾平凹:最初写时，是没有想风潮这些问题的，当被评论家说到形成了风潮，盲从和模仿的就多了，以致越往后，这类作品就越失去原创性，流于故意写些过时的落后的东西，或徒有形式而内容空白。

    记者:这段时间之后，应该说您进入了更自主的文学追求。当时有两股潮流，一是“先锋文学”，一是延续传统的写作，而您在这两股潮流之外。你怎么看待当时同代人的写作，你又如何坚持自己的主张？

    贾平凹:《浮躁》之后，我虽然仍在写商州的内容，但对于像《浮躁》这种写法就结束了。《浮躁》的写法在总体上还是沿袭了20世纪以来流行的写法，也就是革命现实主义那种。但当时，“先锋文学”出现，势头很猛，国内文坛注意力都在那儿。我也热切关注着这种思潮，但我没有选择那种写法，又觉得一些先锋文学作品太刻意模仿西方文学，我不愿意在那方面努力。我的想法是:文学革命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在作品境界上，也即对于人的思考上、文学功能认识上、价值取向上，要借鉴西方现代文学，但形式上、根源上、趣味上一定得是中国的、民族的。我那时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很大。但这种辛苦实践当时没人理会呀，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每一部长篇后都写很长的后记，主要在后记里谈我的一些想法。

    人生的两次大浪

    记者:您说您的人生经历过两次大浪，第一个是1970年您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开除了公职，这件事情对您之后的写作与性格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二个是1984年患上乙肝在受到疾病困扰的时候，是什么动力让您坚持写作？后来的“《废都》之争”应该也是一个大的波折。这些是不是您对生活悲观的一个原因？

    贾平凹:“文革”中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以后，我受尽了屈辱和贫寒，从那时我知道了世态炎凉。这一点使我在以后写作中对于生活的具体描写大有益处，因为当时性格极脆弱和敏感，到了写作时就特注重了细节。患过大病后，对于生命的东西体会很深。后来有了《废都》的事件，什么叫孤寂，什么叫痛苦，什么叫无奈，什么叫隐忍，我有体会的。这些当然会影响到我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

    记者:《废都》是您第一部城市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当时为什么会离开自己得心应手的农村题材？

    贾平凹:原因有很多，一是那时我在农村生活过19年，在城市里的生活已经超过20年了，却还没有好好写过城市。越是有一种内疚，越是不敢贸然下笔，甚至连商州的小说也懒得作了。再者，农村生活不便于翻译，外国人太不了解中国的农村了。《浮躁》、《天狗》翻译到西方去，翻译者都感到很难，使我深感苦恼。城市生活中许多现代文明的东西是世界相通的，这对我是个新领域，我想再折腾折腾。

    那时我已是四十岁的人，到了一日不刮脸就面目全非的年纪，不能说头脑不成熟，笔下不流畅，即使一块石头，石头也要生出一层苔衣的，而舍去了一般人能享受的升官发财、吃喝嫖赌，那么搔秃了头发，淘虚了身子，仍没美文出来，是我真个没有夙命吗？我那时实实在在地觉得我是浪了个虚名，而这虚名又使我苦楚难言。要写出一部东西来，赶紧写，赶紧写。

    记者:当时创作中的煎熬和快乐还记得吗？

    贾平凹:那时动了写的念头，急着就像找地方下蛋的母鸡，苦于没个合适的地方。最后，是在1992年的7月底，我跟着剧作家景平，带着女儿贾浅浅，跑到了耀县这个名叫桃曲坡的水库，在水库管理处的平房里住了20多天。这是很吉祥的一个地方。不要说我是水命，水又历来与文学有关，且那条沟叫锦阳川就很灿烂辉煌；水库地名又是叫桃曲坡，曲有文的含义，我写的又多是女人之事，这桃便更好了。在那里，远离村庄，少鸡没狗，绿树成荫，繁花遍地，十数名管理人员待我又敬而远之，实在是难得的清静处。夏天的苍蝇极多，饭一盛在碗里，苍蝇也站在了碗沿上，后来听说这是一种饭苍蝇，从此也不在乎了。草蚊飞蛾每晚在我们的窗外汇聚，黑乎乎一疙瘩一疙瘩的，用灭害灵去喷，尸体一扫一簸箕的。在耀县锦阳川桃曲坡水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地名的——呆过了整整一个月，人明显是瘦多了，却完成了三十万字的草稿。

    (《我这30年:10位文化名人口述改革开放》陈志红、陈志/主编，花城出版社200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