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典型文坛》引起学界关注

    “在我笔下，‘人’是一个观察点，是通往事件或现象本身的窗口。”在新著《典型文坛》中，学者李洁非书写了丁玲、老舍、周扬、郭小川、夏衍等11位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典型”。他说:我所谓的典型，与其说是一种创作手法，不如讲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有益视角。因此，他所做的，只是借“人”说“事”，对这些典型作辐射式考察。“他们存在的意义与功能，就像一个活的演员，把当代文学史的一段情节、一个场景真实呈现出来。”

      从“问题史”角度切入“典型文坛”

    记者:最初对你的新作产生兴趣，源于“典型文坛”的书名。因为当下所谓的文坛已然显得面目模糊，典型的说法更是无从谈起。如此两相对照，油然生出一种错位感。也是这个原因，特别想了解你写作这本书的缘起和过程。

    李洁非:你这个提问，本身包含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实际上，目下的文学状况，有许多搁在过去是无从想象的。比如像韩寒那样的人物，不要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退回十几年，也不大可能出现。然而，如果一个人对当代文学的了解仅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甚至只是最近几年，那跟《典型文坛》不少地方就对不上号。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想把中国当代文学曾经经历过什么，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还原出来，让大家有非常实感的了解。我们是中国人，是中国的文学工作者，对自己所由而来的事物不认识，怎么行？

    此外，相对于《典型文坛》的讲述，现在文学的状况确实不太“典型”，用你的说法是面目有些“模糊”，但是，历史并未中断，从我的角度看，从1949年到今天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可能局部让人觉得现在跟过去对不上号了，但从主体上说，我们都还在“当代文学”这个概念下，“当代文学”的特殊规律还在起作用。

    记者:单章独立出来看，这本书的每篇都精彩，通读完后却感觉有一种缺憾:人物之间的时代线索、章节之间的内在衔接，缺少一种贯通，没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鉴于多数学者把这本书放在文学史的架构上来讨论，自然包含了一种各环节之间有机关联的诉求。对此，你怎么看？

    李洁非:读者打算寻找类似普通文学史著作的那种框架，比如一种连续性、历时性的线索。这样的元素，本书是不具备的。写作途径，我觉得可以分别表述为“发展史”和“问题史”。《典型文坛》是从“问题史”角度切入的。它选择了若干人物为样本，这些研究样本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是相对独立的，“章节与章节之间”的那种衔接确实没有。但它们有另外一种衔接，在内里和深层，亦即精神上。我自己希望通过这一写作，整理出一个当代文学史的“精神脉络”。

    我想，一些学者之所以就这本书进行了很多文学史层面上的讨论，是因为他们觉得它的处理方式，与常见的形态不大一样，显示了文学史写作和研究视角的更多可能性。我自己认为，文学史写作的主流，仍将是大家习惯的普通架构，《典型文坛》只是一种丰富、一种补充，而且带着实验性。

    没必要止于对“第一手材料”的津津乐道

    记者:你的写作，更多赖于对已有文献资料的梳理和研究，而非源于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另外，你强调了一种个人视角，且时有性情流露。这不免招致另一种质疑，认为这样有失客观？

    李洁非:司马迁写《史记》，主要靠什么？主要不是他“第一手资料”，而是汉武帝时期文献复兴运动带来的六国典籍大发现，以及从父亲司马谈到他先后任太史令得以接触大量史料的地位和便利。应该说，“文革”后这三十年来，材料堆积已经十分雄厚，这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大有相似之处。薄弱环节恰恰是对这些浩若烟海的已知材料的运用。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止于对“第一手材料”的津津乐道。

    至于“个人的视角”，这的确是《典型文坛》明确体现出来的一种风格，我们不妨把它称为“个人史”。其实，所有的历史叙述何尝不都是一种“个人史”？因为历史叙述，并不取决于逻辑和方法，而是取决于语言的本质。因为所有“事实”无一例外是经语言讲述出来的，即便我们假定有一个纯客观的“事实”存在，可是“语言”的介入，已使任何陈述都变成“能指”。据此来看，《典型文坛》“客观”与否，很难界定，在现代，这是一个让人没有信心的字眼。但我大致可以有信心地说，这本书涉及到的每件事、每个细节、每句话，都有确切的出处，都不来自想象和臆造。

    记者:代际转换是你写作这本书面对的一个大背景。放眼古今中外，我们发现时代更迭之际，往往孕育了伟大的经典作品。要是把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段文学史，放到这个大的参照系上看，不难发现，其间留下的作品乏善可陈。对此，你怎么理解？

    李洁非:以我的观察，单论中国，代际转换时，文学一般比较低迷。秦始皇扫灭六国、中国开始帝制，在这个大转换时期，文学乏善可陈，历经两代约百年才在汉武帝时复兴，当然其中有秦代文化禁锢政策的特殊作用。隋唐之间亦然，唐初虽有王勃等“四杰”，但总体成就不太高，不然也谈不上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余如宋初、明初、清初，都差不多，都不如它们各自的中晚期。古人认为，文运与国运相通，虽不可一概而论，但有它的道理。代际转换时，除社会动荡外，价值体系崩溃或不稳，也不利于文学辉煌。但是，代际转换时期的文学现象，往往比较富于启发性，思考价值高，作为研究对象更令人着迷。

    历史的意义在于构成思考现实的参照价值

    记者:在书里面，能不时读到你对当下文学的看法。在你看来，书中凸显的问题意识，在当下有什么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李洁非:在我看来，六十年是一个整体，历史本身在延续，没有割裂，仍旧处在一个问题系。另外，我觉得，探索、研究历史，在于鉴往知今；如果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不能带来、构成思考现实的参照价值，历史是没有意义的。认知历史之所以不是把玩古董，我想就在这里吧。

    记者:你笔下人物的命运都经历了几番沉浮，但正是在这过程中，读者看到了他们对现实的介入。当代的重要作家却少有对现实发出声音。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李洁非:现在的文学，特别是有分量的作家，与社会现实存在某种隔膜。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只是较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这段时间，目前已经有所变化。记得那时我写过几篇文章，《文学对现实无动于衷》、《文学能为社会做什么》以及《一个缺乏正义感的文坛》等，比较尖锐。那时的表现要严重得多，近几年有变化。当然，取得的成就还不让大家满意，眼下，文学在这方面不是不想有所作为，但有点欲振乏力，深度和力度都上不去。原因并不仅仅出在当下，责任也不都在今天作家身上，关于这一点，我想《典型文坛》里面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