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齐奥出席12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仪式。

勒克莱齐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题记
    
    12月6日至10日，在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此番访问中国的5天时间里，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追踪采访。相机中，依次记录着这位法国人从拘谨到放松的过程：第一天坐在北大秋林报告厅主席台上视线凝固下垂、面容宛如雕刻般的严肃；第二天在法国文化中心接受访问时的轻松愉快，旁征博引之余偶尔小幽一默的才情；第四天，勒克莱齐奥来到中国社科院，侃侃而谈“我的读书、旅行和写作”之时，脸上的笑意已经如同临近圣诞节的彩灯一般闪闪发亮。
    
    “并非因为来中国后看到到处悬挂的欢迎我的条幅让我感到高兴，正如我绝不会把诺贝尔文学奖视为文学创作的终点。”他说，是大觉寺的绍兴酒、老北京的胡同游、圆明园悲情的遐思和人群中时时令他眼前一亮的提问点燃了他的兴致。
    
    中国读者对勒克莱齐奥的熟悉给他带来不少惊喜，当一位记者形容读他的旧著《战争》感觉文笔如同新鲜未干的水彩时，他兴奋不已，连连赞许说：“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这可能要归功于中文的形象化。不过，确实，我最讨厌的是干涸的油彩，它绘不出我想要的作品。”
    
    12月7日下午和12月9日上午，勒克莱齐奥两次愉快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作家不再是寓言家”  所有作品构成一本共同的书
    
    文汇报：从《饥饿间奏曲》等近年著作中可以看到您目前对“家族史”题材的小说创作比较多。“家族史”写作是包括中国作家在内的全世界写作者的一股风潮，您怎么看待“家族史”写作的意义？
    
    勒克莱齐奥：我确实在从事“家族史”的写作。“家族史”这个题材很有意思，但我并非刻意为之。一个作家的写作必然从自己的私人经历出发，从自己了解的事物出发，因为我与我的家族休戚相关，所以并不是我刻意要去写他们的传记，而是这个题材正好我了解，我愿意去探索而已。
    
    文汇报：一般认为，一位作家成功的标准包括确立一种稳定而鲜明的风格，而您显然不是这样。您创作了四十余部作品，题材个个不同、风格跳跃多变，假设遮掉著者的名字，人们凭何来认出这就是您的作品呢？
    
    勒克莱齐奥：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它涉及到作家的作品之间的一致性或者说一贯性的问题。我想这么回答你，早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伟大的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曾经说过，他感觉到当时全世界来自各个角落的人都在写同一本书，一本风格统一的书。但他无法读到它，因为世界上不同的人们还在不断地写，构成了一本共同的书，仿佛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输灌在这里。这个意象非常美。
    
    现在到了因特网的时代，有时我们会产生一种幻觉，好像在南美发生什么事，在欧洲或中国都会同时作出反应。在这过程中，我感觉有一种无法明确定义的东西，好像在形成一种一贯性，也在把全世界的写作变成一本共同的书。
    
    我的作品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其中肯定有一贯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也无法说出来，这是由人的思想中复杂而又细腻的部分来“构成”的。我愿意这样来回答您的问题。
    
愿追随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文汇报：您说过喜欢“玉米叶子在风中发出的声音”，在您的很多作品中反映了对与当代工业文明共存的弱小文明和他者文明的保护，您是否担心过，自己的作品会变成一种消费品，一种出于补偿或猎奇心理驱动下的购买和阅读，而您发出的警告并不会真正生效？
    
    勒克莱齐奥：这是作家最担心的，但却无能为力。因为文学一直以来都是被人们工具化的，何况书籍在进入市场之后就成为消费品。对作家来说，较为理想的办法是保持一种超脱的态度，生活在自己的幻境之中。最好是设想自己的作品起到种子的作用，它会植根于读者的头脑中，也许有一天就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变化。
    
    瑞典作家斯蒂格达加尔曾说：“作家和文学创作者是面向饥饿的人，但吃得饱饱的人才会读我们的书。”对此我深以为然。我非常想抵达自己理想中的读者，但似乎很难。你知道吗，一本书的价格在非洲、南美洲的很多地方能让一个人生活一个月，所以他不会去买书和读书。
    
    是的，现在是网络时代了，有免费的书可以读。但你即使捐赠一台电脑给一位非洲人，他也多半没有电源。即使有电源，由于天气原因，这台电脑可能用不了多久也会坏掉。
    
    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内在需求，书是特殊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书带有一种近乎圣物崇拜的性质。法国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会去翻一下《追忆似水年华》，看看那一页上的主人公在干什么，然后再想想自己要干什么。文学通过叙述梦想和许多不同的故事，能够解除全球统一文化强加在人们心头的枷锁，实现跨文化的交流与和平。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世界和平。
    
    你可能会迷惑于我刚才言论中的逻辑不一致之处，我对作家流露出了某种悲观，是因为作家不再是寓言家，他在作品之外是无能为力的，他不能阻止战争，不能阻止屠杀和殖民。但是，我本人并不因此特别悲观，因为回顾我所生活的儿时的殖民惨状，看到现在的世界格局，变化是在往好的方面发生的，而很多书都在翻译与传播，大部分人都可以读到。
    
    列维·斯特劳斯（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20世纪30年代曾在巴西考察当地土著社会多年）为我们展示了美洲印地安人思想的丰富和深刻，从这方面来说这已经是个进步。因为从前的人类学家表现出的更多是冷静的分析，但列维·斯特劳斯已经采取了同情的态度。他对那些受到威胁的民族和脆弱的文明，明确表露出了自己的情感。
    
    作为作家，我希望能追随列维·斯特劳斯先生，但我承认还达不到他的程度。目前我只能希望刚才说的那些种子轻轻飘荡在空中，有一天能够在人们的思想中，生根发芽。
    
中文背后有深刻的诗意
    
    文汇报：您具有学习外语的才能，还做过翻译工作。听说您已经会说“龙井茶”这样的中文了？请谈谈您对中文的理解。
    
    勒克莱齐奥：我知道的中文词并不太多，知道龙井茶是因为北京大学法文教授董强跟我说起他的家乡，那口古井下有一条龙游过来，因而净化了井水，并被称为龙井，我理解得对吗？（笑）
    
    中文是单音节的语言，一个音是一个词，另一个音又是另一个词，而两个音却合成了第三个词。所以我每次都感到非常的神奇。在西方人看来完全没有关联的字经过“偶然的邂逅”变成全新的词，这是中文最奇特的一面。
    
    尽管在看待中文时，我并不是以语言学家的角度来分析的，但我能够注意和体会到中文背后深刻的诗意，我承认我并不是中文专家，但我每每对“偶然的邂逅”惊叹不已。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或碰到一个中国人的姓名，我都会向身边的人请教，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我就像孩子一样好奇，对中文词汇的丰富感到惊奇。
    
    文汇报：您对中国现实的面貌有什么观感？您说过喜欢韩国的活力，那么中国呢？
    
    勒克莱齐奥：首先要说，我是一个“临时路过中国”的人，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我25年前来到中国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并存。在当时的上海已经有很多大型工地，发生着许多变化，而中国北方农村的生产工具和19世纪相比还没有太多变化。现在，我得说，中国的发展非常惊人，如同三级跳，并且在中国发生的现实是超前于人们的思量的，我有时感到万分惊叹，有时又会忧虑。
    
树和人有着同样的命运
    
    文汇报：能否说说，和当初那个游荡在尼斯的少年相比，经过这么多年了，真正发生在您内心的变化是什么？
    
    勒克莱齐奥：这是一个比较个人性的问题（笑），我想用一个比喻来回答您。我想把人的一生比作树的一生，因为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树年轻的时候非常茁壮，非常强健，充满活力，旺盛生长，你假使把它砍了，它都还能再生。人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叛逆心很强，不容易屈服，并且总想发出大声的呐喊。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树皮慢慢起皱，树液变得干涸，虽然它更富有抵抗力了，但也更容易脆弱和折断。
    
    个人的演变也循着树的道路，当我本人经过岁月洗礼之后，我的树干已经是重重折损，非常脆弱，比起年轻时代少了很多柔软，少了很多活力，这是人的自然演变的过程，也是年老的过程。在作家的群体之中，也因循这样的变化，但也有例外。比如英国作家王尔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想回复青春，只要做一件事就对了，那就是犯年轻人才会犯的错误（笑）。
    
    我刚才去了北京西郊的大觉寺，看到的景象再次印证了我的看法，就是树和人有着同样的命运。在大觉寺里有个古塔，塔的两边各有一棵树，有一棵树已经死去，但是人们把它用水泥砌起，使它还是矗立着，保持着树的姿态，就像一尊雕塑。人也是一样，死了之后，也会变得像雕塑，但人会尽量推迟自己死亡的时间。
    
期待听天由命的航程
    
    当他的前辈作家玛格丽特·杜特斯年过中年就已经因酗酒、抽烟和无节制的生活而拥有一副“备受岁月摧残”的苍老面容时，今年70岁的勒克莱齐奥的外表看起来并无多少受到时间侵袭的痕迹。假使他与哈里森·福特、肖恩·康纳利等老牌男明星出现在同一个场合，还说不准哪一位风采更佳。
    
    在半个世纪之前，一头金发、形象突出的勒克莱齐奥就已经是媒体的宠儿，那时他以惊世骇俗的《诉讼笔录》横空出世，出版商大惊小怪地让他尽快到世界文化的中心——巴黎来。幸运的是，勒克莱齐奥没有被崭露头角的名声以及梦都的一切毁掉。“我的家族的血液中永远有着离开与冒险的冲动基因，”勒克莱齐奥说。巴黎成为他的起点，或者说过站，他真正的方向是儿时阅读无数本百科全书和游记时记住的那些奇妙的岛屿、沙漠和丛林。
    
一直在游走、思考、关注他者
    
    他的脚步遍及世界，并不是旅游或者猎奇，而是真正深入当地的停留。“我有点像游牧民族，会在一个喜欢的地方待上很久。不同的是，真正的游牧民追随的是落在草原上的雨水，而我听从的是生活的召唤。”他说。他和妻子在墨西哥中部一个村子里生活过12年，教书为生；又在美国南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带生活过12年，同样教书糊口。
    
    “旅行是了解他者的办法，这个办法是很容易的。有人舒舒服服地旅行，在同样的机场、同样的城市里穿梭来往，享受现代文明；而我期待的是那种不知去往哪里、听天由命的航程，正如古老的欧洲水手当中流传的一句谚语：‘我们或者到达巴塞罗那，或者死亡’。”
    
    “他独立世外，离媒体很远，按自己的节奏安排生活。他在文学创作上有自己的目标，不会被读者一时的趣味所影响，也绝不附和市场流行的取向。所以你看到，他的写作风格非常多样，在现代派和传统之间游走无间，他的创作体裁也是多种多样的，小说、散文、儿童文学、抒情小说，以至异域传说的整理、国外文学的译介……他从没有被任何事物框住，一直在游走、思考、关注他者。”与勒克莱齐奥通信二十余年的著名法文翻译家许钧告诉记者。
    
    勒克莱齐奥率真的个性，从“凉鞋”中可见一斑。
    
    2008年1月28日，在北京华侨饭店，人民文学出版社举行了2006年度“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颁奖仪式，当时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勒克莱齐奥亲往北京领奖，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身毫不含糊的西装，以及脚下一双“艳”惊全场的皮凉鞋——当然，凉鞋里还是穿了袜子的。
    
    当时，面对大家善意的询问“你不冷吗”，勒克莱齐奥解释说他刚从韩国飞来，以为两地的气候差不多，所以没有变装。而此番，同样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天气里，出现在“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台上的勒克莱齐奥又穿上了去年那双凉鞋，以至于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只是问他，“还是去年那一双吗？”
    
    确实还是去年那一双。“有人曾问我，祖上是否贵族，因为贵族是不愿意受到束缚的，我笑着回答他说，不，先生，我祖上不是贵族而是农民。农民也是不愿意受到束缚的。何况我喜欢待在墨西哥、印第安等地，我确实最不愿意双脚受到束缚了。再说，去年穿凉鞋来北京也没觉得冷。”勒克莱齐奥不无得意地说。
    
双重国籍，但常称是毛里求斯人
    
    勒克莱齐奥拥有法国与毛里求斯双重国籍，但他经常宣称“我是毛里求斯人”。实际上，从血缘算起来，他是不折不扣的法国人，只是祖上的一支为逃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兵役，乘槎浮于海，迁到非洲岛国毛里求斯。而后，毛里求斯沦为英国殖民地，因而勒克莱齐奥的父亲，一位四处旅行行医的医生，终生说的是英语。
    
    偶然的机会，勒克莱齐奥降生在法国港口城市尼斯，除了母亲和兄弟，再没什么儿时玩伴，因为他总忘不了自己是那个岛国上的人，自己真正的家在那个热闹非凡的“小小村庄”里。
    
    或许正因为这“在别处”的生活向往，勒克莱齐奥在儿时以阅读逃遁现实的小世界，以获得更大的认同与自由。“我祖父有5个私人图书馆，其中3个放着文学与语言类书籍，包括雨果、拉马丁、夏多布里昂、卢梭等法国作家的书，也有拜伦、斯各特、萨雷斯、莎士比亚等英国作家的书；另有2个专放游记，那些都是法国和英国的大探险家在印度洋、大西洋、大洋洲和中国旅行的见闻记录。我当然也看了马可波罗的游记，里面关于中国的记述对我来说就像神奇的童话。”
    
    “说实在的，我一直到今天还觉得，虽然我幼年的那个时代已经在很久很久以前了，现在看来，当时的世界还处于追求异国情调的古老的影像世界，但游记中的世界好像依然存在，和我们今天的时间同时存在着。‘想像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唯有记忆’，”勒克莱齐奥微笑着引用这句话，“这些似真似幻的回忆和幻想，促使我上路远行，我从儿时起就梦想着像凡尔纳描述的80天环游地球那样从欧洲的海峡抵达中国的天津。”
    
8岁时，永生难忘的锤击声
    
    对勒克莱齐奥影响最深的是他的童年生活，转折点是8岁时的一次长途旅行。这次旅行中，除了开始初次写作，还有一些声音和画面永远地留在他的记忆中，成为难以遣散的情结。
    
    “8岁时，母亲和兄弟带我去非洲的尼日利亚，与我的父亲见面。”在船上，小勒克莱齐奥写了两个短篇小说，一篇叫《长长的旅行》，一篇叫《黑人奥拉迪》。之所以写作，一是长途旅行的无聊，二是小勒克莱齐奥还从来没见过父亲，创作可以消除焦虑。
    
    在某地靠岸时，上来了一批非洲的男男女女，他们在船上出卖劳力以抵除搭载到下一个停靠地的费用。小勒克莱齐奥看到，他们抡动着大钢锤，打磨船上的锈迹，阳光下，他们黝黑皮肤上的汗水，他们如奴隶般卖着苦力时哼唱的歌谣，伴随着那叮叮当当、永无止歇、和马达声混在一起的敲打声，印在一个8岁孩子的眼睛里。“那声音既悲哀，又疲惫，我至今难忘。”
    
    这次旅行让勒克莱齐奥看到了他的同龄法国孩子看不到的现实——殖民主义的黑暗与不公平，身处于殖民主义下的人们痛苦和无奈。“我看到有人用锁链拉着黑人去给白人修游泳池，我父亲对这些代表白人当局的人表现出的厌恶和鄙视就此影响了我对这些事实的看法，促使我对西方文明表面之下的真实状况进行探寻，让我发现文明的相对性，使我探索在多元文化间寻找对话的可能。”
    
    在经过尼日利亚两年多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勒克莱齐奥回到尼斯，“我所有在非洲学到的知识全都用不上，唯一的办法是写作。”
    
    勒克莱齐奥说，他从来没觉得自己属于任何一种文化，唯一他愿从属的是文学，“它比任何场所都让我更感到真实”。
    
现在也许是“文艺复兴”的年代
    
    “今天我们已经很少看到殖民者的枷锁，但现在出现的是全球化统一文化带来的束缚，它是工业化带来的强势力量，不接受差异。这是异化，我们通过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可以看得很清楚。”言谈间，勒克莱齐奥怀念“风吹过玉米叶的声音”和他儿时看见的那些“尚未经过硬化的马路”，那是他回不去的乡愁。
    
    勒克莱齐奥认为，他本人的普世价值存在于不同文化所共有的遗产当中，“对世界上不同文化的理解，无论是通过文化、历史、传说，都是我给自己画自画像的方式，以此更接近自己，也更接近他者。”
    
    “我从来没有盲目悲观过，特别是对文明的未来。”勒克莱齐奥说，他的女儿还是很喜欢到巴黎的书店里去买一本书，揣在口袋里，找一条公园的长凳坐下来阅读，并且和父亲一起嘲笑一些科幻预言家对电脑时代中人们处境的妄断。
    
    他所喜欢的作家列表中，有一位中国作家老舍。勒克莱齐奥翻阅《四世同堂》，发现里面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差不多一百年前，但大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的描写却至今有启发意义。
    
    “我本人跟诸位一样，是普通读者，有时写书。我能感到强烈的乐观的未来气息，也许我们现在的时代将来会被人称为‘文艺复兴’的时代。”
    
    勒克莱齐奥露出了“远方就是巴塞罗那”的笑容。
    
    （感谢北京大学董强教授的精彩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