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年，陈丹燕都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四处游走，旅行对她而言，俨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读者已习惯于陈丹燕对于异国文化与传统精神的描述时，她却悄悄去了北极，并在长久的思考和整理之后，带着图文新作《北纬78°》出现在人们面前。在无尽的留恋与回望中，她称北极是“原乡”:“北极之旅，让我身体里的一部分本能被自然唤醒。我突然觉得从前像一个瞎子，对自然视而不见，其实自然才是最无所不在的力量。”有人说陈丹燕是为写而旅行，但很多时候，她的想法恰恰相反。她喜欢在完成一部作品后以旅行的方式来作别。旅行为她提供了单独面对陌生世界的机会，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承受的、完全想法不同的人和事物在旅途中逐一展开。“在与周遭环境的试探和沟通中，我学习着宽容、理解他人，过各种各样的生活，我的个人成熟可以说是在旅行中获得的。”她说。

    几乎每年，上海女作家陈丹燕都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四处游走，旅行对她而言，俨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她接连不断的人文随笔里，德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这些在我们的文学阅读中亲近而又陌生的国家真切地浮现眼前。

    然而，在读者已习惯于陈丹燕对于异国文化与传统精神的描述时，她却悄悄去了北极，并在长久的思考和整理之后，带着图文新作《北纬78°》出现在人们面前。在北纬78度的地方，陈丹燕第一次为大自然的力量所彻底折服。

    “我的个人成熟是在旅行中获得的”

    出发之前，陈丹燕告诉94岁的姑母，自己要去的地方很冷，比冰箱的速冻柜还冷一倍。出生在广西的老人吓得张大嘴打量着她，“好像打量一块冻硬的鸡肉”。虽然积极向中国极地中心争取名额，但地图上的那块地方，却是她完全陌生的。北极到底是什么样的？那里的人们又是如何生活？陈丹燕对此几乎毫无概念。

    北极的冷一如所料，电池内的液体瞬间凝固，数码相机的液晶屏不一会儿就冻得不工作了，对于这片土地的记录以最原初的胶片形式定格。在被问到北极的什么最令她痴迷时，陈丹燕在沉吟片刻后说了两个字:全部。为了以微距拍摄形态各异的雪花，她长久地坐在海冰上，差点因为冰层融化而掉进海水；为了追随极光美丽、转瞬即逝的影像，她抬头发愣许久，全然忘记迎风呆立会很快让脸上的肌肉冻僵坏死；为了更靠近这片土地，她提出了让科考基地觉得不可思议的“多留几天”的要求；在无尽的留恋与回望中，她称北极是“原乡”:“北极之旅，让我身体里的一部分本能被自然唤醒。我突然觉得从前像一个瞎子，对自然视而不见，其实自然才是最无所不在的力量。”

    旅行回来，陈丹燕成了环保主义者。作为地球最后一片净土，北极的冰盖融化、冰层污染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酷事实。除了在新书中呼吁环保以外，陈丹燕还准备到一些公共图书馆和学校作一系列针对青少年的北极讲座，分享这次北极之行的体验，告诉青少年们一个真实的北极，让孩子们知道环保对北极气候、全球生态的重要影响。身为一名作家，她希望能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唤起更多人对于自然的关注。

    有人说陈丹燕是为写而旅行，但很多时候，她的想法恰恰相反。她喜欢在完成一部作品后以旅行的方式来作别，既是对疲劳心情的清理，也是为更好地自我确认。旅行为她提供了单独面对陌生世界的机会，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承受的、完全想法不同的人和事物在旅途中逐一展开。“在于周遭环境的试探和沟通中，我学习着宽容、理解他人，过各种各样的生活，我的个人成熟可以说是在旅行中获得的。”她说。

    “这座城市，能写的都写了”

    在许多人眼里，陈丹燕给人最深的印象还是她对于上海文化的刻画。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的金枝玉叶》次第登上畅销书榜后，“小资教母”、“海派文化代言人”等各种名头不管不顾地出现在和她相关的报道中。相对于喧嚣的舆论，陈丹燕却一直保持着低调。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上海的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了解上海，也不想去了解，上海对她一直像一处暂歇之所，她总以为自己早晚要回到故乡，即便她并不知道故乡是什么，在哪里。直到身处异国他乡，她才在迥然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发觉自己对于这座城市无法割舍的情怀。

    她在作品中对旧上海文化与社会情境描摹使得年轻人之间一度怀旧风气盛行，这本应当是令写作者兴奋的事，陈丹燕却对此始终略带遗憾。比如《上海的金枝玉叶》的主人公戴西。她的人物原型是老上海著名的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四小姐，在社会变迁中，戴西从锦衣玉食跌落到一贫如洗，历经挫折与磨难，但从未丧失对生活的信念。在塑造这个人物时，陈丹燕坦陈“她性格中的复杂面都不忍去写”，而是强调了一种永不破灭的尊严和骄傲，并希望读者能在关注城市文化表象的同时，能够更多地了解属于上海的精神传奇。

    这一系列作品中，读者很难看到宏大场面，城市被陈丹燕以一种个人化的叙事方式所解构，化作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之所以选择个人化叙事，是因为我对它更有信任感。我是一个不喜欢宏大的事情的人，我觉得那个大里边有很多假的成分，才能够这么巨大。”在她看来，社会本就是由独立的个体组成，个人具体的感受能够折射他所身处的所有历史情境，真正能够动人的，大多数是普通的喜怒哀乐。“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的质量，对生活的梦想，还有在生活当中的磨难，是最真实的时代的印记。”而在之后更具纪实性的《永不拓宽的街道》、《外滩:影像与传奇》等作品中，她则展现了身为作家的城市责任感。一向随性的她，难得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作家不同于普通的职业，它需要为城市心灵的成长负责。……历史有令人愉快的一面也有它痛苦的一面，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去接受，不能抹杀，就像女孩子每天早上照镜子，即使觉得自己不漂亮，还是要去接受。”

    写上海写了十余年后，陈丹燕有一天说，这座城市，我能写的都写了。但在她心中，这座城市仍旧埋藏着无数传奇，生活每天都有新奇的东西，等待她去发掘，去探究。

    “对于写作的转变，我顺其自然”

    淡出儿童文学写作后很久，圈内的朋友仍会开玩笑地说陈丹燕是“叛徒”。从《女中学生三部曲》到《一个女孩》、《独生子女宣言》等，陈丹燕的早期作品为她赢得了无数荣誉，也使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会沿着儿童文学的路一直走下去。谈起写作上的转变，她觉得最愧疚的人是陈伯吹先生。老先生曾不止一次向友人提起，陈丹燕不写儿童文学，可惜了。对陈丹燕而言，儿童文学也许是一条坦途，但写作方向的转变，却也是自然来临的。“对于写作的转变，我是顺其自然的，写作方向转变也好，写法转变也好，大略是因为人生体验和感触不同罢了。”

    在多维度的创作中，她却从未放下过对于青少年的关切。《我的妈妈是精灵》呈现了一个唯美伤感的幻想故事；《梯形教室的六个下午》就孩子们成长中的苦恼和困惑侃侃而谈；《赤子之心》则关注汶川地震中的“80后”志愿者群落……与早期依据自己少年时代记忆写作不同，如今的陈丹燕更是以母亲的身份来面对孩子们。但她又是孩子气的，在说话时，常会冒出“我以前最不喜欢被说教”、“讨厌太老成的人”这样的词句。她能与自己女儿在饭后面对面坐着聊到半夜，能在提起早恋问题时说“如果一切都因为它而更好，而不是更坏的话，就是值得的”，她希望自己是孩子们的朋友，而不是长辈，这一点一直都未曾改变。

    记者手记

    聊到《北纬78°》中所配的北极影像时，记者好奇地问陈丹燕，不用数码相机而是机械单反，你就能拍出这么美的照片么？她颇为得意:“我高中时候喜欢玩相机和暗房的啊，家里有一整套冲印的设施，在厕所浴缸上架起木板，灯泡用条红领巾包起来，再关上门就是一个暗房，显影、定影、冲片机样样齐全。”“但差不多都忘记了，怕曝光算不准，”她有点不好意思，“我用的是笨办法，一个景用三张不同的曝光指数拍三张，总有比较好的吧。”

    之后，问起她近期的计划时，陈丹燕突然眼睛发亮，掩饰不住笑意低声说:“我想做件很灵的事哦！”这件很灵的事，便是把北极之行做成图画书。做图画书的愿望，其实在她心里已经埋藏了十多年，最早在德国图书馆里看到形形色色的图画书时，她就深深为之倾倒，并总想着让国内的孩子也能看到这样精美的好书。但在90年代初，中国的图书市场没有可能出这样的书。如今她的愿望终于等来了适合的时间。陈丹燕说，我少年时代也学过画画呢。记者忍不住说，真好啊！她说，“是啊是啊，怎么那么好！等着等着，真的就等来了可以做成这事的时代。”“我还要好好写点短篇小说。现在有更稳定的时间了，可以细细做一些事，不要每年都想着要出版一本书，还要卖得不错。现在我有机会了，可以比较安定了，我想要去好好探索我心目中的文学。”

    说起独自在美国留学的女儿陈太阳，陈丹燕总是一脸骄傲。不过陈太阳如今也有“抱怨”:她有一个永远追着她跑的妈妈。这个“追”，不是牵挂和唠叨——陈太阳有一门现代媒介理论课程，还有一门关于艺术创作中如何锻炼修改能力的课程，陈丹燕听说了，很兴奋，使劲让她把听课笔记带回家，好让自己也再“深造深造”；陈太阳有一次影像集成的功课，用很多连续的图片配以音乐节奏展示故事，陈丹燕偶尔看到后，又觉得“怎么那么灵啊”，立刻就想自己拍摄外滩的数千张照片一定也能做这么超现实的集成，并立刻开始筹划换电脑、更新设备来学习的事。面对追着她并跃跃欲试的妈妈，陈太阳有些苦恼。

    套用陈丹燕的话作为结尾:“我愿意把自己交给新世界、新事物，是怕因为年龄变得视野狭窄，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趁一切还来得及。”

对话陈丹燕

     记者:对于反映城市记忆的写作，有人选择了再创作，而你选择的是再现，写作背后的工作量可见一斑。从《上海的风花雪月》系列起，每完成一部作品，你都会说这条路走得太辛苦，以后不想再走。但无论是《永不消逝的街道》、《外滩:影像与传奇》还是《公家花园》，却让人明显感受到更深更厚重的历史积淀。在看似“自虐”的写作中，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陈丹燕:对于很多人而言，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也就不再回来，只有依靠记录，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留存已逝去的气息，这是作家需要履行的责任。

    这样的写作，总让我有写毕业论文的感觉，很辛苦但是很值。背后的资料收集、采访与构思过程是我对于写作的学习过程，并且和学校学习不一样的是，我可以自己找最喜欢的命题，比如私人工商业者、资本家，主动深入地去了解和探寻与它相关的一切知识。

    以前我写得很快，对作品不太修改，也修改不成功。用我先生陈保平的话来说，拥有天分与原创力，充其量只是“文学爱好者”，只有在技术层面加以锻炼和规范，才能成为真正合格的作家。真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镣铐，我必须戴着它跳舞，并且以它作为我作品中的力量。

    记者:如果说真实是为了赋予作品力量，你对作品中的细节处理又是如何看待的？在你的写作中，重视审美和细节可以说是延续至今的特质。

    陈丹燕:每一个作家证明自己所描述的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我觉得我就是以细节来证明它的。这也许和观察世界的角度有关，我特别关注事物的细部特质，并能将清晰的感觉一直保留在心里，竭力呈现给读者，这也是夏中义用“挥霍”来形容我在写作中细节铺陈的原因。至于审美上的唯美倾向，也许更多与我的性格相关联。我满足于单纯平静的生活，并且因为这样，我的写作是一种自然状态，对于别人来说敏感而现实的题材，对于我可能是过于灰暗和负面的东西。我更愿意探究自己感兴趣的、纯粹的话题。

    记者:在《心动如水》、《鱼和它的自行车》、《看海的窗》等作品中，对于上世纪80年代年轻人集体记忆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在懵懂童年时期经历“文革”，后又受各种社会思潮洗礼，你也是其中之一。你是如何看待这一时代和身处其中的年轻人的？

    陈丹燕: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可以说避开了社会动荡的高峰，但也深受影响，我们之中很多人的文化教育是自己完成的。我们身处无压力与绝对自由之中，但却面临着精神上的荒芜和饥渴，那个年代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是我们的思想原乡。19世纪外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民粹主义和人文精神，直到今天仍在这一代不再年轻的“年轻人”心里支撑着他们的世界观。至少在我的心里，自由、民主、博爱仍是所有道义的基础，这也使得我在散文中经常会出现青春描写和对于成人社会的反叛。　

    记者:在书写上海城市文化时，你曾说这座城市是没有根的城市，是与传统割裂的城市。这种情况其实不仅出现在上海，而是一个广泛现象，我们却忽视了它的存在。

    陈丹燕:记得父亲曾说，你最可惜的是该读书时候没有好好读，我相信很多这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我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我们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失去了亲近感与血缘感，可以说非常疏离。我们究竟出了什么事？在最近对爱尔兰的考察中，我深深被凯尔特民族对于文化延续的完整性所打动。他们在英国800年的殖民统治后，老老小小却还都能用自己民族的古老语言歌唱，甚至能将几百年前的民谣曲调保存至今，并使之焕发新的生命力。与他们对比，我们的文化却产生了一个断层，并且这种与传统之间情感的割裂，对我这代人来说已无法弥补，这是很悲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