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转型之作《知青变形记》日前推出

    早在2003年，长篇处女作《扎根》的出版，让韩东完成了从“诗人”向“小说家”最为彻底的转型，他作为小说家的才能和功力震动了文坛。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小说家韩东的每一次书写都显示出其优秀的文学气质，《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我和你》……绵密、冷静、克制又不动声色的“韩东特色”深入人心。

    而近日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小说《知青变形记》，骤然让读者看到一个“陌生”的韩东。这部转型之作，让不少试图评价它的人困惑:“一切都是似是而非，深具历史感而又很难被严格的现实主义检验。”韩东说:“我一直期待某种结合，一己的意图和可供塑造的材料。”“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完全独立的，它不是父亲或者母亲的影子，不以反映父亲或者母亲为己任，但无论是父亲、母亲都‘活’在它身上。”

    相对于很多“小本经营”的作家，韩东无疑有一颗“大心脏”。在《知青变形记》之后，他关于乡村和过往生活的写作告一段落，他说自己还有三个长篇想写，“但无一例外都与乡村、下放无关”。

    “转型就是它真正成了一部读者的小说，或者可供一般阅读的小说”

    记者:读完《知青变形记》，第一个感受就是您“变”了。尽管仍然有鲜明的“韩东特色”:叙述冷静、克制，充满不动声色的幽默。但不再专注于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通过一个接一个荒诞的故事，呈现一个惊心动魄的“知青变形记”。是否可以具体谈谈“转型”？

    韩东:从表面看，大概是“虚构”，故事以情节推动，现场感等等。最近和于坚的一次谈话深有启发，他说，《知青变形记》是让作者隐退，让“怎样写”隐退。也就是说，呈现给读者的是故事本身，是“写什么”。这不是说形式、方法、技巧等等的因素没有了，或者不重要了，而是隐退了，到了你看不见或者不易察觉的地方。《知青变形记》的转型就是它真正成了一部读者的小说，或者可供一般阅读的小说。只有作者或者内行人知道，这是更加需要技巧的。我的注意力逐渐向外转移，写作逐渐赢得更加广泛或者非专业的阅读，我认为这的确是小说之道，或者小说之道的开始。

    记者:“文革”“知青”在我们整个民族的记忆中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不是知青的人写知青，无疑是一种冒险。不少人在得知您的新作写“知青”时，既好奇又怀疑。冒险的动因是什么？

    韩东:写知青只是一个幌子，主要还是写人。人和人在很大的方面是相通的，知青也是人，所以不存在所谓的冒险。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其实只是一个准备问题，只要在材料、知识方面准备充分，并没有特别的难度。困难的在于杜撰，在于人物合乎情理的关系。比如在这本书里，一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由于命运左右转变为一个农民，难度和冒险都在这里了。我欢迎这样的冒险，因为有刺激，能激发出你的潜能。比如罗晓飞同意代替宋为国就经过了四道“门槛”，继芳的、为好的、福爷爷的和礼贵的。冒险也不是眼睛一闭再一跳，而是要具有耐心。在我看来作家的耐心就是冒险的资本，你甭想一挥而就。

    记者:您用“总之一个单纯了得”来表示对已有“知青题材”文艺作品的看法，并希望自己的写作能给后人提供一个更复杂多义、深沉辽阔的想象空间。您认为导致那种单纯的原因是什么？

    韩东:单纯和复杂都是针对人性而言的，针对情绪、情感、氛围以及结论性的判断。关于知青生活的描画，人们要么着眼于苦难，要么着眼于某种“浪漫情怀”，不是说他们错了，而是太简单了。知青的生活是复杂多义的，实际上人的生活都是如此。文学不是科学定理，以简单之美为荣耀，它可能是相反的东西，挖掘平淡无奇的表现以获得歧义和复杂性(复杂难言)。语言方式上可以简单、朴素，但情感、状态上不能简单。很多作品所努力的方向不免相反，语言方式极度炫耀之能事，但从人物到故事，从情绪到结论却如此简单浮泛。《知青变形记》试图把某种颠倒再次颠倒过来，该复杂的复杂，该简单的简单，不可以文害义、文过饰非。

    记者:评价您这部小说时，诗人于坚有这样的表述:“它不是韩东一向擅长的那种小说……这是一个作者相对于自己的独创，一切都是似是而非，深具历史感而又很难被严格的现实主义检验。现实主义这把尺子插不进去，因为小说创造的一切细节都是自足自在的，超现实的、荒唐不经，但是自圆其说。”这是不是您所说的“一个小说家，有责任连接历史和想象，连接真实与虚构，在二者间架设一座交汇的桥梁？”

    韩东:于坚说得太好了。这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只是运用或者模仿了现实主义的笔法或笔调。实际上我一直期待某种结合，一己的意图和可供塑造的材料。这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和现实交流、交往的一种结果。只有在交流、交往中才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它(作品)不是父本的，也不是母本的，而是父母结合产生的一个全新的第三者。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从不相信单性繁殖，囿于自我天地的纯洁不是我期望的。当然相反的，纯粹客观镜子式的现实主义也是一个陷阱，那不过是一种代孕。相对于《知青变形记》这部作品，我是真正的母亲，但需要来自父亲的基因。这一比喻也可以回答历史和想象、真实与虚构等等的问题。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完全独立的，它不是父亲或者母亲的影子，不以反映父亲或者母亲为己任，但无论是父亲、母亲都是活在它的身上的。请注意这个“活”字。

    “我的责任感只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一个普通人，不是作为一个作家的”

    记者:尽管您一直说自己的努力只是为了探究小说本身的神奇和魅力。可读过作品的人都会被您作为作家的责任感所叹服。以超越历史的态度描写历史，这体现您对当下现实怎样的思考？

    韩东:我真的没有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我的责任感只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一个普通人，不是作为一个作家的。作为作家的责任感也有，就是尽自己的力量把东西写好，而不是凭借自己特殊的技能或者影响力去左右天下大势。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以及人类历史我持保守的悲观态度，涌现在我脑子里的词大概是“不可救药”或者“罪不可赦”之类。当然我是其中的一员，逃脱不了责任，但这责任首先是认罪，而非任何改良的意图。我作为一个人的责任也许就是始终坚持自我渺小、局限、性恶以及不堪的认识。爱人类可以，但千万不要自爱。怜悯他人可以，但不要自怜。这便是永恒的当下现实。

    记者:在整部小说中，主人公罗晓飞的性格与其遭遇的残酷命运呈现极大反差，他面目模糊甚至有些逆来顺受，没有我们常见的在激荡命运下的性格鲜明的爱恨仇怨。仔细想想，其实由这种反差带来的张力，更能彰显民族伤痛和世态苍凉。有人说:“荒诞乃是存在的自然本性而不是一个批判对象，这是韩东抵达的深度。”具体在罗晓飞身上，您认为他是通透的还是妥协的？当下的很多年轻人在一次次理想与现实碰撞后，大多会发出一声感叹:人的成长注定是一个不断与社会妥协的过程。

    韩东:简单地说，一种妥协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变成压迫者的一部分。另一种妥协是越变越弱，以至于最终觉悟。罗晓飞属于后者，他的顺从开始是行为上的，最后变成了一种心理。不说觉悟，离觉悟也不远了。于坚说得好，荒诞并不是一个批判的对象，对荒诞的批判是一种抗拒，而人在抗拒中获得力量，如果有朝一日他战胜了荒诞就变成了荒诞本身，变成了另一些人深感荒诞的原因。抗拒恶梦者最终变成了他人的恶梦。有一句话叫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现在的年轻人，所谓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功利的不证自明。人人都在追求功利，在此一点上不加怀疑，所以他们即使向现实妥协也要有利于功利。变成强者、压迫者、坏人，变得庸俗、伪善、丑恶是题中应有之意。越变越弱的人，在心理上彻底放弃变得强大，并觉得这样甚好，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觉悟或者妥协吗？有这样的但求无过吗？这就像是在地道里，有一条道越走越宽，但终究是死胡同，而另一条道越走越窄，但通过最狭窄黑暗的部分后就来到了地面。我们都在地道之中，都得匍匐前进，但姿势和方向是截然不同的。

    记者:《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这三部小说，与您1969年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的那段经历有关。从8岁到17岁，那段时间也是每个人性格成型的关键阶段，会对人的一生有很深远的影响。

    韩东:童年到少年时期，我在生产队、公社和县城都待过，因而对中国农村的基层有某种直观的了解。在传统上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新一代的城市人大多来自于农村，因此作为一个写中国故事的小说家，这段人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并且我所经历的农村是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其地位比较特殊。这是某种过渡时期的农村，传统社会崩塌，革命和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我经历的农村生活极富戏剧性。并且说到底，我是一个在那之外的人，至今也已经几十年没有回去过了。这种时空因素皆有的回望，使我更能了解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以前相信天才，后来相信大师，现在我相信匠人，也只想做一个匠人”

    记者:从1995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开始至今，已有15年了。而从1980年写诗开始算起，您的写作已经坚持了30年。三十年的写作，对它的理解和态度有何转变？

    韩东: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职业感，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以为文学只是讲究天分。天分、技巧、才能，甚至方式、方法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职业状态。以前相信天才，后来相信大师，现在我相信匠人，也只想做一个匠人。每天工作，反复斟酌、琢磨，严肃认真，不惜工本，相对固定的程序、流程，总之要笨一点，甭总想着走捷径。你花的力气、工夫是能看出来的，是蒙混不过去的。在写作的要素上我现在排第一的是工夫或者功夫，功夫是要花工夫才能获得的。下面，才排到方式、方法、技术之类。才能排在最后，虽然它是我们开始启动的资本。

    记者: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来说，如何让气韵贯通始末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您的小说总让人感觉气韵十足，从头到尾都很充沛，这也是能吸引人一口气读完的原因之一。您是怎么做到的？对自己的小说有怎样的期许？

    韩东:你读得快活，我写得艰难。这是成反比的(至少在我这儿)。我越是艰难，为每一个字词备受折磨(这不是比喻)，就越知道它到位之后的效果。我有多艰难，文章就有多平滑，你阅读的时候就有多飞翔。光飞翔还不行，还得挂得住，就是想停就停，停在任何一点还有风景细节可看。所以，这的确是很难的。我对小说的期许实际上已经说了，就是要写出我自己认为最好的小说。连自己都不爱读的小说我是不写的。而那让自己无限陶醉的小说才是值得我努力获取的。

    记者:您主演过电影《好多大米》，写过电影剧本《在清朝》。今年还成立了“韩东剧本工作室”。很多人都感叹，为什么韩东可以做那么多事情？

    韩东:剧本工作室是几个朋友临时起意。我倒的确是想尝试和各种艺术方式的合作。这种合作能打破僵局，刺激热情和潜力，也渴望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我做的事并不多，只是一直在做而已。有句老话叫做:只怕站不怕慢。站住停止时间就过去了，但你慢一点没关系，只要一直在做，积少成多，就蔚为大观了。再者，我明年五十岁了，正是一个作家的最好的时期，经验与精力配合正进入佳境。但好景不长在，我深知道这一点。因此会尽量维系这一时期的。中国当代作家的“短寿”似乎已成定律，好在我觉得自己比较晚熟，也许有条件是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