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张翎在《张翎小说精选》新书发布会上。  木叶

题记
    
    小说是林中的一棵树，电影是暗室里的一个柜子。《余震》这棵树很特殊，接下来的柜子——根据《余震》改编的《唐山大地震》亦不同寻常。至于分别，不是简单的侧重于女儿还是母亲的问题（救儿还是救女这个两难的核儿未变）。
    
    对冯导此片，有人说现实主义电影之现代化如何如何，有人说缺乏对体制之直面如何如何，有人说让电影重新回归主流价值观如何如何，有人说植入广告如何如何，有人说五亿元眼泪是哭泣却未必是感动如何如何……原著作者张翎的意思简捷：小说描写了痛，电影讲述了暖。（电影在放，《上海文化》的张翎长篇专访也正好刊出。）终究，她觉得自己“另有归属”。那是沉静，是文字，是故事。
    
    在故事中停顿一秒，或一生。张翎的字里行间，有历史的隐痛与玩笑，有在路上的风尘与电闪。她在用另一种方式回家，回到母语，回返此时此刻的土地。
    
    她生于杭州，随父母到温州；求学复旦，闯荡北方；远赴加拿大、美利坚，分别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不惑之年，张翎的长篇处女作才问世。仅两三年后，莫言便预言，张翎终究会成为海外华语作家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不知不觉间，她得奖一箩筐。但是，直到冯小刚《唐山大地震》据其《余震》改编，她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这流转本身，就是俗世的一个现实主义文本。
    
    关键的，总是，下一部。张翎透露说，它可被视为《金山》的姊妹篇，描述一位在同治年代来到加拿大洛基山脉一个淘金小镇的中国女子……
    
    特约撰稿  木叶
    
《余震》是关于心灵的小说
    
    问：你的《金山》《望月》等四部长篇，加上中篇《余震》《雁过藻溪》等，我觉得你对人物心理的触及，很微妙，我不知道是否跟你听力康复师的工作有关？
    
    张翎：我觉得这都是无意识的，因为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几乎是天生的，你坐在房间里或者出去做一件事情，或者你不做这件而做那件，其实你观察的触角应该是无处不在的。所以不做听力康复师，做其他的，也是同样。听力康复师这个职业的的确确客观上是我通往世界的窗口，它比别的窗口可能更大一些，进来的人更多一些，更随机一些。
    
    问：是不是也会成为你的素材或灵感源泉？
    
    张翎：有可能的，但我从来不会照搬的。我写到现在，第一没写过自传，第二没写过他传。我几乎极少现成地搬用直接经验，也很少变相搬用间接经验。这些经验给我一些灵感，但我不会把这个事件本身原封不动搬到一个人物身上，可能我会把这个细节打成很多碎片放在不同的地方。
    
    问：你非常善用自身的优势，比如这几个长短篇看似是中国的故事，但其实都是把华人和加拿大或是哪里的人连在一起，你说写作时不大注意他们是白人、黑人、黄种人，但你真正处理的时候是否有某种期待或考量？比如《余震》这个故事其实也可以不发生在加拿大。
    
    张翎：我觉得放在多伦多是顺理成章的，我很熟悉这条路，为什么非得走另外一条路？发生在东京，这个故事本身还是存在。以《余震》为例子，放到哪儿都是一样，无所谓，重要的是王小灯和她的内心。她的环境在哪里不重要，她读书在不在复旦也没有关系——我自己毕业于复旦，所以我写复旦比写别处方便一点。但是如果情节需要我把人物放在某个地方，那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了，到目前为止这些场景还不能构成故事的一部分。
    
    问：《余震》的确是写地震最好的文本之一，汶川大地震后，你认为自己这部作品哪里可能还不够深入，哪里又越发感到欣慰？我个人觉得你对这个“余”字的处理很不寻常，泪水和心灵、历史和当下形成了相互的寻找与安慰。
    
    张翎：我的《余震》写的是天灾把人推到绝境之后的那种绵绵不断的心灵创伤，严格意义来说，这是关于心灵的小说，天灾只是故事展开的背景。所以这场天灾发生在唐山或汶川，都不会改变小说本身的立意。我想说的是，地震给地貌带来的摧残，假以时日，都能修复。但是地震带给孩子们的心灵创伤，是无法用数据来量化，也无法用形容词来形象化的。它也许会伴随人的一生。令人欣慰的是，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心理干预”作为一种疗伤的方法被一次又一次地提了出来——那是因为人们关注了心灵的“余震”。
    
中文是我的至爱，英文是我的次爱
    
    问：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文学萌动吗？
    
    张翎：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上小学一年级，自己还不懂什么叫萌动，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看图说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文字还不够写作文。有一幅画，是小朋友早上起来看到一个人推一辆车，然后去帮那个人推车。老师把一个个孩子叫起来描述图里面的故事。很多人都会说，小朋友看见这个老大爷推车，如何如何。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早上起来，天边有一轮红红的太阳……”老师非常惊讶，他说没有一个刚刚开始识字的孩子会先来描述景色，所有人的兴趣都在事情跟人上，唉，这个孩子真奇怪，将来可能当作家。
    
    问：那么，处女作是小说还是散文，发在什么地方？
    
    张翎：是发在袁敏老师所在的《东海》，它是浙江省的一个文学刊物，“文革”的时候，它改了名称叫《浙江文艺》，我大概是在1976-1977年间在上面发了第一篇小散文，名字叫《雷锋颂》，有点像快板，有点像口号。
    
    问：二十岁？
    
    张翎：差不多十九、二十的样子。这是我第一篇化成了铅字的文章。在2001年，我受邀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做一个讲座，在图书馆的馆藏里面发现了这本杂志。当时很震撼，感叹文字生成的方式是很随意的，也是自由的，但是它的流传方式是如此残酷。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创造一篇东西的过程是很随意的，自由的，脑子里怎么想都可以。但是一旦它凝成文字，它的流传方式是如此的残酷无情。学到的一门功课是下笔小心，现在看那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稚嫩）……
    
    问：1983年毕业于复旦，离开大陆呢？
    
    张翎：86年。
    
    问：人世变幻，我在想，你是不是小时候就有一个明确的志向说要以文为生？
    
    张翎：没有想过以文为生，为生这个事是很深入的考虑。我的考虑就是长大了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问：但是，从1976-1977年开始算，到后来的第一部长篇《望月》（1998），跨度20年，其间的作品很少。
    
    张翎：我没有写。从小一直是想当作家，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梦想和现实之间隔了这么长时间。我在国内时没有写的原因是，我大学进了外文系，当时“文革”刚过没有多久，家里人对于文字狱的那种恐惧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都不赞成我念中文系。他们都愿意我去学医。最后我很感谢上帝，我没有去学医，否则世界上少了一个好作家，多了一个庸医。妥协的结果是我不去上中文系，也不去学医，我去读外文。当时自学外文很多年了，所以我以浙江省外文类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复旦。
    
    复旦四年，知道自己通往外边那个广大世界唯一的途径是知识，所以认真读书，把作家梦先埋起来，总有一天我会把它掏出来的，但是哪一天我并不知道。
    
    没多久，我就出国了。我老拿洗碗来做比喻，我在家里洗碗，常常会把灶台旁边的桌子都擦干净，所有的外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来洗碗。这是我的工作习惯，我不想在还要为下一碗饭在哪里（而奔波）的时候，考虑写作。我一定要把我的外围先预备好。出国十年之后，生活安定下来了，我才坐下来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
    
    问：说是这么说，但我感觉其间是否会焦虑，难听的话是挣扎？
    
    张翎：那是肯定的。那个挣扎非常厉害，我会诅咒自己：还不坐下来，再不坐下来这一生就没有时间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发表是在1998年，四十岁了，应该说是起步非常晚的一个作家。最后《望月》写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真的是很感谢这个十年，表面上你好像浪费了一份大好的创作时光，但实际上让你所有的焦虑和表层的感受，都得到了理性的沉淀。所以我在写《望月》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心平气和的状态。我认为心平气和对于作家来说是最适合的。
    
    问：到了国外，是要走哈金、谭恩美这种以英文立言的方式，还是继续用汉语书写，有过这种思考吗？
    
    张翎：当然有。对我来说用英文写作是极大的诱惑。诱惑面前，我想我们要有这样的定力：我一生中最爱的是什么。我觉得英文是我的工具，我用它做一些很达意的事情，然而母语它给我一个绝对的自由空间，我在那里是要做传神的事情。在有过传神的经历之后，我就不满足达意。在母语写作里面，我觉得那是一个自由的王国，是微妙的，含蓄的，隐忍的，放纵的……所有的形容词都摆上去，我觉得有一种恣意的掌控，我可以在里面打滚，像一头发情的驴那样打滚。但是在英文的天地里我是个规规矩矩的人，可以写个规规矩矩的故事，我有过打滚的经历之后没法再去做规规矩矩的事情。所以中文是我的至爱，英文是我的次爱，不是说我不爱它，但是有了至爱，我就不能选择次爱，哪怕次爱的诱惑很大。
    
    问：有一个直接的问题，作品在加拿大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也有，可能很小。
    
    张翎：汉语是吧？《明报》《世界日报》《星岛日报》都有，华文发表的园地不是没有，但是很小。
    
    问：影响也不大。
    
    张翎：影响也不大。最大的语境……当然在中国，天地也在中国。
    
    问：《望月》是处女长篇，但是驾驭了很长的时段，几代人。写的时候应该是不惑之年，雄心一直憋着，突然把它拎了出来。
    
    张翎：这就跟多年的等待很有关，全部积攒在肚子里，是一种厚积薄发。我觉得写《望月》是行云流水，我到目前为止写所有的小说都是行云流水。《金山》艰难一点，但不是因为灵感本身，而是我对细节的考量。
    
    问：《金山》的跨度就更加漫长。
    
    张翎：从一八七几年开始到二零零几年。
    
    问：一般人写一个世纪就拉倒了，这个是130年。
    
    张翎：其实也有过华工题材的小说，往往是写其中一段。
    
    问：如果不出国自己此刻会是什么状态？你觉得较之国内的作家，自己或海外作家在视野、政治、禁忌、胆色等方面有什么差异？
    
    张翎：不出国的话，我大概是一个下岗另找出路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几乎可以肯定比现在有钱，也许比现在肥胖。大概也写书，不知写的是什么。国内和海外的作家虽是群体，但很难用一顶帽子把他们盖全，你说张悦然和陈忠实，能放在一个框架里评论吗——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从我自身来设想，出国的经历使得我回首故土时有了距离。地理位置的阻隔提供了一段合适的审美距离，使人的视野开阔了。离开了本土生活环境，以前束缚我的各种因素，无论是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都大大地减弱了。脱离了诸多的束缚之后，文字记录下来的是一种较少受环境污染的声音。但距离是一把双刃刀，它同时也切割了我和本土生活最直接鲜活的联系。换句话说，离天空近了，离地却又远了。
    
永远需要非常小的细节
    
    问：我看你写的序或跋，好像《余震》《望月》和《金山》，都是一些偶然的事例把你推到书桌前，真的这么偶然吗？
    
    张翎：作为小说家的我，任何一个概念或主义都不能撼动我，只有细节可以。感动我的是非常偶然的细节。如果不是这个细节，你给我一个命题，无论这个命题有多么吸引人，我绝对不会有所感动，我永远需要那一刻一个突然的非常小的细节来撼动我，因为我的写作是非常不功利的，不追时髦，不赶着一个纪念日来做个什么事情，所以都是偶发性的灵感，是生命中的火花……如你把世界上的灯都给灭了，你就看见有几点是星星一样闪亮着，那就是特殊的灵感细节，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
    
    问：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你说自己的小说可以从娱乐的角度读，从历史的角度读，从社会学的角度读……
    
    张翎：嗯，反正是讲《邮购新娘》的多种读法，我是说别人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
    
    问：我就根据娱乐这个概念来谈，比如说你曾提到了胡赛尼的《灿烂千阳》一度打败了《哈利·波特》，你好像也很自豪。我就想问问，有没有想过也写一个畅销书？余华有个意思，中国作家蛮可怜的，“纯文学”的阵地越来越小，好像理所应当只卖几千本、上万本、两三万本，但是《百年孤独》是上百万的发行量；马原更是说，要写一部畅销书；也有人说别以为畅销书好写。
    
    张翎：我没有任何怎么去争取读者的想法，我始终是按照我自己最想做的那个方式去做，比如《金山》是一部极有可能吃力不讨好的小说。开始写之前，我想这是要扒我一层皮的，但真正开始写时我知道我错了，不是一层，是扒我两层皮。结果是吃力但还算讨好，那是意外，不是我可以设想的。我绝无设想，我要有设想，我大概早就应该跳楼了——写了十几年，依旧籍籍无名，你说是不是？我的小说早一些的不如现在的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每部小说都是按照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写的。所以从这点来看，我没有遗憾。
    
    问：你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起步比较晚，那你有没有一个野心或者说梦想，在文学这个战场、领地里面？
    
    张翎：毫无。我有很大的野心是对自己的企图，自己要写出一部一丝一毫遗憾都没有的作品，还没出来。总体来说，我每部作品都是按照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写出来的，都没有受到太多杂念的左右，这点来说，我没有遗憾。但我是不是能真的写出一部让我自己感觉完全满意的作品，我始终还是在登山的过程之中。
    
    问：现在长篇四部，中短篇集两个，哪个自己觉得最……
    
    张翎：《金山》。
    
    问：这个我看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它会让人感觉比较远，当然，广东人或有类似经验的人感觉会近一些。对于这段历史，你已经写得比较活了，一段历史一段当下，一段历史一段当下，地点的跳接蛮灵活的，让读者读起来有一种当下感或者现场感。最后的结果非常好玩，隐隐约约体现着你的一种价值观。在这个碉楼没有被托管之前，小说主人公方得法的曾外孙女艾米要在碉楼内结婚，她是要延续一下祖辈的什么东西……反正有一种延续，但她又有着外国血脉，同时流着另一个民族的血。我觉得这个结局很微妙，可能跟你很多小说都有呼应的关系。
    
    张翎：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我这个人本性上不够强大，我真正忍不下那种疼痛的时候，我会用止痛药。《余震》结局也是这样，《金山》的结局也是这样，《金山》我原本打算就写到碉楼，写到这些人都死了之后一片黑暗就戛然而止。可是最后这种疼，我忍不下，所以我就非得扔给自己一片止痛药不可，那个结果绝对是反高潮的，如果《金山》有什么遗憾的话，这就是一个。
    
    问：但这个结尾能够体现你的一种潜意识，你虽说写的时候对人的肤色不关注，但你还是想着一种融会。
    
    张翎：我没想融会的事，我是在想一个人跟他祖先的……
    
    问：可能是对话。
    
    张翎：对。《金山》有一个很神秘化的细节，艾米在穿衣镜前看到了一对眼睛，那是曾外婆的眼睛，我觉得在碉楼里面，我想象的更多的是她和祖先的对视，我根本没想到肤色。你要不提融会，我根本不知道是这样的解读方法。当然，允许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方法。但那些不是我想要的解读方法。我可能是想要把断了的线在碉楼这一头再接续上。
    
    问：你们那一代较多地会写苦难，但你笔下的苦难是宽阔的。
    
    张翎：我认为是相对真理的一句话：一个人不能跳出他的阅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真实的记忆就是这样的。你不可以跳出你的内心世界，包括严歌苓写的很多也是这样。
    
文学是支持我往前走的力量之一
    
    问：在内地有作协，我想知道在加拿大或美国，你跟谭恩美或裘小龙等人，有没有类似的协会性质的聚会？
    
    张翎：在北美要是成立一个作家协会，是很容易的事情。去注册一下，马上就是一个名字听起来很大的作家协会，其实这是完全的沙龙性质的——我讲的是用中文写作的。大家可以有一个彼此“聊艺”的机会。我很长时间没有参加了，是因为我没有时间。
    
    问：插问一下，你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吗？
    
    张翎：作协不可能吸收海外作家，哪怕你用汉语书写了一辈子。我不是。我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不是任何一个协会的会员。是不是会员对写作本身应该没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也有一些喜欢文学的朋友可以在一起聊，但是不一定非得成立一个协会。
    
    问：不是说非要成立，我是想知道你可能跟谭恩美或是谁交流中文写作。
    
    张翎：有，只是你可能不太熟悉，比如说陈河。他也在加拿大，也是温州人。我们可以在一起聊读过的书，彼此交换文稿，都挺好。
    
    问：现在是用手写，还是用电脑写？
    
    张翎：都有，有的时候是用电脑写，有的时候手写完一段再输入电脑，最早的时候是完全手写。
    
    问：有没有哪个作家一出作品，会特别想去看？
    
    张翎：我从来没有追星的感觉，我不会追着一个作家怎么怎么样。我看书常常是别人介绍给我的，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如果有几个人同时告诉我那本书不错，我会去认真看。但是极少，噢——贾平凹是我喜欢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书我几乎都会看。
    
    问：我记得诗人里尔克，中晚年他写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去读法国瓦雷里的诗，他说一读他的诗就可能给自己灵感。我相信，有的人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源泉，甚至是比自己年轻的人，当然更多的来自经典和大师。
    
    张翎：我脑子里想不出一个作家的名字，只是常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始终觉得是群体的潜移默化，东鳞西爪的。美国诗人艾米丽·狄金森，她的诗使我从中得到了很多灵感，但是创作模式上会不会借鉴她，我不会的。他们哪一点上给了我什么影响，我无法告诉你，但是整体上他们是我的营养。
    
    问：哈金前几年有一个说法，伟大的中国小说。有人说这个观念过时了，有人说这个伟大是什么概念呢，好好写，不要管它伟大与否。你怎么看？或者说你是不是有这种梦？
    
    张翎：我没有，我觉得伟大的中国小说，一千个人有一千零一个判断。除非你有一个很客观的标准，什么元素占2%，什么元素是占0.3%。因为艺术的感受真的是非常因人而异的个体经验，你没办法给它一个客观的界定。
    
    你刚才说的是两层，第一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梦，这个问题没法回答，首先你要解答什么是伟大的中国小说。既然无法解答的问题，你就没有办法说你是不是想有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但我觉得他的想法是认真的，严肃的，他是真正地想这个世界能够出现文学秩序，是有这种理想和野心的作家，否则，不用去为这些事情伤神。在这点上我很尊重他，但我认为这个理论本身是很难实行的。
    
    问：有没有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文学存在的力量？
    
    张翎：从来没有，因为它是支持我往前走的力量之一。从来没有。我是很有定力的人。这是我唯一可以夸耀的事。

张翎在复旦大学就读时的留影。

张翎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张翎在广东开平碉楼前。  

（除署名外均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