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蒋韵

    与许多作家相比，蒋韵可说是个“异数”。在几十年的写作中，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独特风格，将目光投注于过去，以敏锐的洞察力感知和描摹社会变迁中历尽坎坷的人们。这使她的作品与时代中心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与种种“热卖”、“热议”保持着一定距离。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韵是孤独的，生活对她来说似乎始终在别处。但她又并不孤独——“伤痕累累的汉语，是我所有表达的归宿，也是我的命运”。近期，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蒋韵的长篇小说新作《行走的年代》，在对于陈香、叶柔、莽河等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青年人生经历的书写中，向那个浪漫、天真、激情似火的年代致敬。

    　记者：在当下的写作中，许多作品在出版商、读者兴趣等影响下存在一定范式，近年来的类型文学的异军突起尤其如此，许多作者忙着标新立异，最终却形成了题材、写作方式、表达手法等方面更大范围的雷同，写作的独特性丧失殆尽，这不得不说是个悲哀。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倾向的？在您看来，一位作家的独立性应该根源何处？

　　蒋韵：其实很简单，一个作家的独立性就在于他对自己内心的忠实，在于他是否能够刻骨铭心地将这种忠实呈现和表达出来。所以，说到底，是看你有没有“心”，看你这颗心感知世界、感知生命的质量和能力，这大概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吧？

　　类型文学是大众文学的必然走向和产物，这并不奇怪。“类型文学”和“类型化”我认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类型文学”就像“类型电影”，其中也有非常出色的作品，非常精彩的表达，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比如劳伦斯·布洛克的推理小说。你要说的大概是所谓“纯文学”范畴内的那种复制现象吧？“标新立异”没什么不对，我在多年前，也曾经非常迷恋现代文学“新”的形式和“新”的表达，至今，也还有人更喜欢我的那一类作品，认为我如今的小说是某种程度的妥协。其实，如果有比较了解我的读者应该能够发现，我小说的变化是在2003年，那是我在美国住了三个多月回来之后发生的，原因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知道这二者肯定是有关联的。可能是纽约那个艺术之都让我看到了，在今天，无论怎样的“新”和“异”，都能够被迅速地克隆复制，然后淹没。这感觉是惊心的。那么，什么是你自己呢？还有，什么是你族群的呢？这种追问和思考自然而来，它使我的小说观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试着在更为隐秘的地方和深处小心翼翼埋下“我”的印记，就像农民把种子埋进土地。假如你埋下的是麦粒，你还会担心它长成马铃薯吗？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记者：许多作家曾发出这样的声音：不同国家应在各自的文化积淀下坚守文化“母题”，文学创作也当如是。您如何看待？您又是如何理解在写作中所呈现的“受伤的汉语”？

　　蒋韵：“乡愁”和“生命悲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母题”之一，而且是被表达到了极致的母题，这种极致化的表达，这种反复的咏叹，具有超越性和象征性，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最独特的贡献。我想，这其实是我们文化基因中的东西，是我们的精神印记。就像“毁灭与美”是日本的精神印记一样。值得思考的是，一直到今天，“毁灭与美”仍然是日本文学的母题之一，它被一个个大师不断地丰富着，演绎着，表达着……而我们，在众所周知的长长的断裂之后，至今，可能仍然认为古典的“乡愁”和“生命悲情”距离一个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很遥远，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母题，它们真的和我们今天的书写不再发生关系了吗？

　　君特·格拉斯多年前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说道，他写作的目的是用“受伤的德语”表达一个民族的记忆，大意如此。当时我很警醒和震撼，为那句“受伤的德语”。对我而言，也许那是“语言的自觉”的又一次启蒙。和“受伤的德语”一样，汉语也是伤痕累累的呀。那是我的母语，我所有表达的归宿，也是我的命运。

　　记者：在您的许多作品中，人物塑造上会存在这样的特质：他们心中有着刻骨铭心的精神追求，对自由、对理想或者爱情，这种追求不为外界变动所挪移，敏感、执着，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种决绝在当下的物化社会中显得格外突出，甚至有些突兀。面对已经丧失这种对生活的极致敏感的人群，您为何一直选择坚守的姿态？

　　蒋韵：很简单，我尊敬这样的人，我凭吊他们。正因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日渐稀少，所以我创造他们，是想让他们成为我们精神的翅膀，代替我们飞翔。
　　记者：新作《行走的年代》中女子陈香的背后可以说站着整个80年代，而现实最终使她对于一个时代的信仰被冲撞得支离破碎。透过作品，您对于这一时代的祭奠之情也存附其中。对于这个年代，最值得记忆的是什么？是否有些东西是您认为最不该被遗忘，却恰恰随着时间逸散殆尽的？

　　蒋韵：《行走的年代》韩文版出版时，我为韩国读者写过一篇小文，现在我想摘录其中的段落来代替我的回答：

　　“我用我的小说向八十年代致敬，对我而言，那永远是一个诗的年代：青春、自由、浪漫、天真、激情似火、酷烈，一切都是新鲜和强烈的，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同时，它也是一个最虚幻的年代，因为，生活似乎永远在别处。

　　“我不知道韩国读者能否了解这样一个‘八十年代’，但我想，人性和禁忌的永恒冲突、青春的美与壮烈、谎言和信守、毁灭和至痛的生命悲情、对自由的渴望，这一切，是无处不在的。尽管今天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诗’所象征的一切似乎已成为遥远的绝响，但，我是一个固执的人，我固执地逆着时光行走。于是，就有了陈香，有了叶柔，有了莽河。如今，我的陈香、叶柔，我的莽河、老周们，还有令人心碎的周小船，千里万里，从中国的黄土高原来到了美丽的汉江边，我又一次将他们放逐到了路上。我不能预知他们将有怎样的命运，但我毫不怀疑，在某一个秋天的黄昏，如洗的蓝天下，‘江南’或者‘江北’，山上或是路边，一定也有一棵叶子金黄的银杏树或是什么别的美丽的树，会和他们突然遭遇。那种纯粹的、辉煌的、善意的美，一样会使他们深深感动：这就是我的期待。”

　　能够感动陈香们的东西，我想，是应该永恒的。记者：在不断有作品问世，开始回望这个激越年代的同时，也有作家提出，随着一个年代的远行，文字形式的复现，会离当时的现实越来越远，而更多地融入个人特质，并在更大意义上成为一种向外界的昭示：这样一段历史，已不可重现，也无法重建。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蒋韵：我非常认同。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八十年代”是客观的，在文学作品中，所有的真实其实都是“主观的真实”。每个人都有他记忆历史的方式，也有他“真实”表达的方式。任何“真实的记忆”其实都是选择性的记忆。我不是“八十年代”的代言人，我已经说过了，那只是我自己的“八十年代”，那只是我自己的青春记忆。

　　记者：在当下的实际创作中，对于许多青年作家来说，由于生活体验的局限，他们更愿意在虚构能力上有所长，同时存在过分依赖情节、堆砌辞藻和空洞叙事等问题，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蒋韵：坦白说，青年作家的东西，我看的不是特别多，所以，我好像没什么发言权。但我一直认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必须要面对的生存和精神困境，无论他们是生活在乱世还是和平年代。“成长”也是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呀！有多少文学经典是表现“成长”和出自年轻作家之手。另外，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虚构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虚构和想象力，是小说家的翅膀。当然，虚构不等同于胡编乱造，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尼采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奇特的风景是为小画家准备的，而平凡的风景则是为大画家准备的。所以，不要忽略眼前的、身边的“平凡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