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福先

    受时空限制，舞台戏剧能呈现的永远只是人类浩瀚历史中的森林一叶；但真正的戏剧大家却能以寥寥数笔的勾勒，让你观一叶而知秋。

    33年前，两个小时的话剧《于无声处》揭示出的民心所向，如一声惊雷，打破了十年“文革”的沉闷；33年后，编剧宗福先与原班主创，将观众拉回到风雨如晦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在这场造成中华民族分裂，流血、冲突至今也没有完全结束的大事件中，由宗福先、贺国甫编剧，苏乐慈导演的《四一一·上海夜》，力图以几个青年人跌宕起伏的命运，表现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

    作为一个剧作家，宗福先一直试图在小舞台上寻找大答案：“这些无名者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生活。希望在这个制度下受益的后人，能记住所有为理想献身的先行者。纪念这些人，想想这些人，现在的我们自然会有所为、有所不为。 ”

    政治风波后的小人物命途

    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之际，舞台、银幕、荧屏上的红色题材节目不少见。宗福先独具匠心，将目光对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前那个月黑风高之夜。

    “这个想法，来源于剧本创意毛时安。‘四一二’是中国历史重要的分水岭。在那之前，国共两党合作，聚集了一批热血青年，他们都愿拼将一腔热血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但是从‘四一二’这天开始，国共两党分道扬镳，由此造成的中华民族分裂，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

    84年来，人们每每回忆起“四一二政变”，似乎很少想过当年那些“不重要的人物”的命运。宗福先认为，人类社会中一直有这样的规律：一场大的政治风波，会牵动无数人的命运。 “越是这种时刻，小人物身上的故事性、戏剧性越强。 ”

    事实上，从33年前的《于无声处》开始，关注小人物就是宗福先创作的一大特点，例如他永远记住了古田会议旧址的两张照片。“有一次我随团去参观，看到了两张照片：一张上没有影像，只有一个名字，写了何时生，何时死，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第二张的那个人，1929年参加了古田会议，1930年就牺牲了。 ”宗福先回忆说，“这些东西后面有多少故事？今天我们讲英雄、历史，都很概念化。可是你看看这些小人物，没人记住他们，他们都跟我们一样曾在这个世界上活过，并且为理想而牺牲了。今天许多人在享受成果的时候把这些人忘记了，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我想把这些被遗忘的事情讲出来。 ”

    84年前的理想主义拷问

    略显“落伍”的是，《四一一·上海夜》回归了《于无声处》使用的“三一律”，因为宗福先觉得“别的写法不足以表达我想要的”。

    和写《于无声处》一样，设定人物后，宗福先开始在他们之间画起了密密麻麻的关系线：年轻美丽的女共产党员刘丹燕，盛传已被沉入江底的风流诗人马非，国民党二师参谋长赵翼平，还有不请自来的女佣人阿兰。他们出现在同一幢洋房内，距离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只有几个小时……“如何一层层剥皮让观众入戏？我想出个办法：四个人，一把枪，三声枪响，这就有了故事性，并把人物联系起来，派生出复杂的叙述。 ”宗福先说道。

    “这出戏被话剧中心概括为红色悬疑剧，大概是因为阿加莎的悬疑剧演得火热，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票房，也给加上了同样的帽子。 ”宗福先笑了，“但它确实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戏。我一直觉得，主旋律的作品、娱乐化的作品，不该相互排斥，因为观众有各种需要。而且，主旋律的戏要更人性化更好看，娱乐性的戏却要增加分量。年轻一代不是不动脑筋的一代。我一直说，这是一个欲望的时代，但是年轻人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这是一个娱乐的年代，但是年轻人并没有放弃严肃的思索。 ”

    在宗福先的设想中，四个主人公会在话剧尾声走到台前，向观众剖白自己并提出反问。“比如女主角刘丹燕，她也许会这样说：我真喜欢现在的中国，我们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理想，但也想不到现在的中国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想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那叫做欲望；但是如果想让别人都像他一样过得好，那就叫理想。我84年前这样想着，今天的你们也该想想，84年后的2095年，你们留给后代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念出这段话后，宗福先顿了顿，自我解嘲道，可是他们都不喜欢这个结尾，也许用不上了。

    人民依旧不会永远沉默

    构思半年多，改了半年多，宗福先至今对新戏抱有遗憾：“我还是没有找到那句精神内核，如同‘人民不会永远沉默’之于《于无声处》，那样恰如其分、一针见血。 ”

    说这话的时候，宗福先语速缓慢，这是典型中国知识分子式的儒雅凝炼——很难想象，他曾拿过无数次病危通知，全身有十六种病症，前些日子又查出了“眼睛玻璃体脱落”。“我自己非常知道，《于无声处》为我打底，也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一生多病，但正如一些人所言，我已经有了很多人一辈子努力都得不到的东西，因此不必再争其他。 ”宗福先说，“站过时代浪尖，徘徊生死边缘，好似活了几辈子，我已经完全想开了。 ”

    宗福先的乐观是有底气的。 2008年，话剧 《于无声处》再次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重排。有年轻演员懵懂发问：“张春桥是谁？ ”宗福先隐隐担心，那个时代的观念和氛围与今天有天壤之别，观众会不会笑话？没想到，观剧反响最热烈的竟然是大学生。有一场演出，宗福先前面坐着一对大学生恋人，男生看到剧中何芸等了欧阳平9年的时候，转头问女生，你能等我9年吗？女生断然回答：不可能。“他们在谈论中认为：我们太实际了，怎么能为了一句承诺等上9年呢？我想，他们是因为看这样的戏机会不多，才会被吸引，也引发了他们的思考。 ”宗福先说。

    “后来浙大的学生剧社排演《于无声处》时请我们去看。大学生对这出戏很热情，我和苏乐慈导演受到的待遇简直是李宇春式的（笑）。我看到了现代年轻人的追求，他们追求崇高，也渴望崇高。我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人，这也是我和贺国甫写《四一一·上海夜》的重要原因。 ”宗福先说，“现在80%以上的社会艺术创造力竭力回避真实，远离政治。大家都在逃避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作为艺术家，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责任与良心。 ”

    抽屉里锁着时代的脉搏

    宗福先不算是多产的剧作家，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力图有所问，有所求，力图在历史浪花裹挟前进的泥沙中淘炼真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未平反时写出《于无声处》，在改革浪潮呼声最热的时候写出《血，总是热的》……

    在这之后，公共视野下的宗福先的选材渐渐转变了：电影 《鸦片战争》《意外事故》《高考1977》，话剧《谁主沉浮》，电视剧《寒夜》等作品，虽然依旧是现实主义题材，但却大多为回望历史。

    “这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继《于无声处》《屋外有热流》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社会问题剧。很快文学界有了批判：认为过于急功近利，过于就事论事，没有历史的思考与文学的视角。我尝试过，但也许是自己功力不够，陆陆续续的，我写了《男人》《桥》等一些剧本，但被我藏了起来。”宗福先说，“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脱离创作，公务太忙等。 ”

    被宗福先雪藏的“抽屉文学”中，有许多光怪陆离的创意。如在剧本《桥》中，他认为他们这一代人是从封闭社会过渡到开放社会的角色，就像一座桥，是过渡性的，没有认可，也没有批判，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也许是我功力不够，反正没人愿意排。我就藏起来了，它们代表了我在一个时期的文化认知。许多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是非，只能留待后人判断。所以到了现在，我还是一觉得有修改余地，就拿出来改。也许有一天能与观众见面。 ”宗福先说。

    现在，宗福先已在酝酿下一个剧本。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也许很尖锐”的本子。“管它能不能排、能不能演，只要我写出来了就问心无愧。 ”宗福先的语气平静但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