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蒙

沈家善 摄

    有人说，作家王蒙在文坛的活跃度与他的年龄成正比——越老越活跃。在前不久举行的第22届全国图书博览会上，王蒙携新作《中国天机》高调亮相。书的腰封上醒目地标注着：“王蒙要跟你讲政治”，这也是王蒙继 “推荐诺贝尔文学奖人选”、“推荐郭敬明加入作协”之后又一个招致众议的“动作”。

    上周五，王蒙来到上海图书馆，为上图馆庆60周年 “大家讲坛”担任首讲嘉宾。“这是我第七次来上海图书馆做讲座了，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效率和我在上海做学术讲坛时听众们的素质，都给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王蒙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以及上海读者素养的赞许。

    讲座开始前，王蒙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畅谈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和感悟，并与我们分享了他对当下阅读现状的思考。

    与其让别人猜，不如我自己说

    记：您这次为何选取了政治题材？

    王：每个作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我有我自己的特点：我年轻时就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在其中扮演一些角色。我少年时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做过团干部，之后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后来又被恢复名誉。我担任过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所以，我是个 “非常政治”的人。但我更是个 “非常文学”的人，因为我骨子里是个实实在在的作家，是一个热爱文学创作的人。我之前很少在作品中涉及政治，许多人都对我的政治生活提出各种猜测。我想，与其让人猜测，不如我自己把一些事情说清楚，比如我的政治经验、政治感受、政治命运以及我的政见——如果我还算有一点政见的话。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本意，但我与纯粹的政治家不同，书中更多的是我的感受、经验以及生活性的论述和追忆。

    记：请您简要概括一下“中国天机”。

    王：1949年以后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段时期内中国政治运动频繁，包括很多被事实证明不应该搞的运动，也都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我要把这些政治运动之所以能发动起来的深层原因找出来，这就是天机。同时，马克思主义提出，理论掌握了群众，就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中国革命很好地证明了这句话。但我发现，群众也能掌握理论，群众掌握理论比理论掌握群众厉害多了。群众掌握理论后会更多地考虑他自己的利益，而不会考虑理论的出发点。这是我的一大发现，我把它在书中表述了出来，也算是我泄露了一个天机。

    当阅读变得轻松，应该提高警惕

    记：如今70后、80后的作家很少涉及历史、政治等重大主题，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您对青年作家有什么建议吗？

    王：中国这60多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主题和核心都不一样。上世纪50、60年代以及70年代前期的青年人，生活在中国政治运动的高潮中，通常都有很高的政治和历史激情。但我们这一代作家里也有相对疏离政治，不愿意多谈政治的，比如汪曾祺先生。而青年时期在90年代里度过的，过的是关注改革开放后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日子，所以他们对政治不那么亲切。我不太对年轻作家提建议，但我觉得，如果要深度了解生活，要深度挖掘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回避我国的政治和历史。

    记：您对当下的阅读状况有何看法？

    王：现代化的手段让我们非常轻易获得咨询，但也使阅读变得肤浅、缺乏深层思考。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太可能拿一本书坐着连续看两个小时。在电脑上敲击键盘就能轻松阅读，还能配上音乐，而且网络包罗万象，想要什么知识就有什么知识。当求知和阅读变得十分轻松的时候，人们就应该提高警惕，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说明人们缺乏认真地阅读，缺少追求真心、追求感动、追求思辨的阅读习惯。人们看似无所不知，事实上却缺乏深入的、系统的、一贯的思考。我觉得，现在看书越来越重要。不能只停留于浏览，还要学会沉下心来，不要只读那些令自己舒服、快乐的，还要读些“费劲”的，循序渐进的书。

    记：上海正在花力气发展文艺评论，对此您怎么看？

    王：在文艺作品的推广上，我国有两方面的力量：一个是党和政府的指导，这部分主导力量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个是市场，市场代表了群众的需求。这两方面力量目前都很强势，但也有缺陷。市场的火爆并不能反映文艺作品本身的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市场。如今，不少畅销书本身并不具备多少文学价值，只因为炒作等原因很受欢迎。而一些高水平作家的优秀作品却因为各种原因卖不掉，有的甚至只能靠政府扶持才有一定销量。因此我们亟需建立第三方文艺评估体系，即要重视文艺评论并把资源往文艺评论上倾斜。但建立的文艺评论体系的关键是文艺评论能否有足够的公信力，能否被更多的人理解、接受，而不产生逆反心理，因为有时文艺评论做得不好，会适得其反。我很期待上海文艺评论的发展。

    用读书写作自救，走出悲痛

    记：您很长时间在新疆生活和工作，那段经历对您创作有何影响？

    王：新疆生活给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像早年我已经有很多与新疆生活有关的作品。此外，在新疆的生活也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见到中国非常辽阔而雄起的景色。新疆人民有着特殊的幽默感，他们对生活负面因素的承受能力很强。新疆既被人称为“最美好的地方”，又由于自然环境多变、经济文化落后等原因，被看作是一个艰苦的地方。在新疆的16年让我告别了青年时代，变得更加成熟了，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

    记：您夫人去世后，您以什么方式“自救”走出悲痛的？

    王：我和我爱人相识六十多年，婚姻55年，我们一起度过了各种艰辛。她对我人生最大的一个矫正是：希望我能过上平常的生活，做平常的人，两人做一对平常的夫妇。在她看来，我个人处境好坏是没有意义的。处境不好时，如果两人能在一起相互取暖，共同进退，那也是幸福的；而如果我个人处境优秀了，却不能回到最初那种在一起过平凡生活的日子，那对她而言，不见得是好事。她最大的愿望是两人能平淡地生活，同时不要让我成为官场中的骁将。她去世后，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我也因此产生了自救的力量，那就是读书和创作。《中国天机》这本书大部分创作于去年夏天，那时候我一边陪她治病疗养一边写作。现在，我也只能通过读书学习以及写作来进行自救，这也算是回报她对我一生的支持与恩爱。

    记：您可以透露一下接下去的创作计划吗？

    王：有人以为我写了《中国天机》，接下去的作品也会跟着转型，但今年我恰恰要回到小说创作上来。今年，我已经在各类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数篇关于农村、爱情等题材的小说，像《山中有历日》《小胡子的爱情变奏曲》等。我曾写过一部反映文革后期新疆生活的小说，名字是《这边风景独好》，大约47.5万字。由于环境变迁等因素，写完后被我在箱底放了34年。现在我重新拿出来，希望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修改成一部50万字的小说。这将是一部最原汁原味反映我新疆生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