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以鑫

    总有一些人的经历与别人是不同的，他们珍惜这段回忆里的苦与乐、哀与痛，时时咀嚼回味，内心里常常激荡起伏、左冲右突，有一天终于冲出内心、流向了文字。华东师大教授马以鑫洋洋洒洒120万字的长篇小说“红蓝黄三部曲”，或许正是这股在心中发酵了三十年的回忆终于找到了出口，一泻千里。

    1965年的11月10日，17岁的马以鑫在《文汇报》上读到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于对此文的质疑，他写了一篇反驳文章《也谈〈海瑞罢官〉》。让当时年少稚嫩的他没想到的是，正是这篇文章改变了他的命运，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一直顶着“反动学生”这顶帽子。十年间，他是那个被老师同学讥讽、嘲笑、谩骂攻击的高中学生，他是那个在北大荒活得战战兢兢的农场知青，也是那个背着“反动”精神包袱夜不能寐的上海师大学生，这些构成了他十年间人生的三个阶段。这十年里的一次次遭遇、一次次坎坷、犹如惊弓之鸟的日日夜夜在马以鑫的心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到1976年感到彻底解放后，他才动了要把这十年写下来的念头。但每每回想这段经历，总觉得还不到记录的时刻，他不时地反刍那段回忆，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将它表达出来，而这一等就将近三十年，才有了这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潮滚滚》、《蓝天浮云》、《黄花堆积》三部曲。

　　2004年，年近60的马以鑫已是华东师大的教授，日常的教学任务和行政工作早已将他的生活塞得满满当当，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觉得写小说的机会成熟了。马以鑫开始写作，“坐在电脑前，随着噼噼啪啪的声响，有了开头———这个开头已经在我脑海中无数次地浮现，很快有了第一章第一节”。或许真是酝酿得太久了，他的写作开始得异乎寻常的顺利，但他逼迫自己停了下来，一再地问自己：这是不是小说？像不像小说？或许这正是一个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学研究工作的教授特有的疑问。

　　马以鑫对小说有着自己的解释：“短篇小说是‘一雕阑一画础’，是‘片段’，短篇小说不是故事，只是通过很简短的片段来塑造人物；中篇小说是故事，有着比较完整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人物也就在故事中加以突现；而长篇，强调的是‘史诗’，是历史长河中与历史有密切关联的人物命运展示。”而他就力图写出这样的“史诗”来，“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有一些反映那个时代的小说，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但它们比较多的是片段，甚至是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间，集中或以‘史诗’角度写作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这使我有了更强烈的使命感和急迫感”。

　　一部长篇小说，究竟怎样才算成功？这是文学教授马以鑫经常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首先是有一个曲折而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其次是有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另外是要有日常生活的细节，史诗性的叙述，不是单纯的宏大表现，它依然要有让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细节，这样的要求离不开的是描写。马以鑫说，“长篇小说应该是描写，一是人物的心理，二是环境，作家在这两方面要不惜笔墨展开描写，将读者引入到所塑造的时代社会环境中、跟随人物体验环境，反映一个时代人们的心灵”，由此他特别反感当下长篇小说写作的一个倾向：剧本化，即小说中有太多的对话，而对话恰恰不再刻画人们的心理与时代环境，他欣赏的是托尔斯泰那样的写作。这样的文学理念被马以鑫贯穿到自己的史诗小说写作中，每一节有一个重点人物，每一章有一个时间段的转折，每一部反映一个阶段中各色人物的心灵、社会的横剖面，故事也就娓娓展开了。

　　尽管是“史诗”型小说，但马以鑫认为对于一部小说而言，历史仍然要退居幕后，历史事件要虚写简单勾勒，真正凸显出来的还是那些在特定历史下生活着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变化、心灵。因而他以自己的十年经历为基本素材，将个人经历放置到整个社会历史中去，“立体地拉出十年的社会画卷”。马以鑫说，这样的一部小说“不是自传，也不是回忆录，我要立足于自己，但也要放开眼界，写周边的人、写周边的事”，他要将自己的经历放大到整个社会、放大到社会的层层面面。他笑言，自己的“野心”是写一部十年社会多种人的心灵史。在这部心灵史中，他想引起的是一种反思，一个将人心灵扭曲的时代，任何人都失去了最起码的安全、尊严和生命保障，而这也是最可怕的。

　　2009年，知青上山下山四十周年，知青们都在以一种复杂心情进行一些纪念活动，马以鑫也参加了。作为占据自己跌宕十年经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特别感怀当初的知青生活，也特别关注当下的知青回忆，他发现这些回忆比较集中在黑龙江，而且似乎都有些温馨，这大概是因为黑龙江农场的知青们有工资拿，又没有断过粮，过集体生活，一日三餐有食堂，比起安徽、江西、云南的知青们来说他们的生活是优越些的。但他认为这并不能成为“青春无悔”的理由，实际上一代青年的成长被耽误了。作为一个亲历者，马以鑫认为自己有责任留下一些东西来让人们知道那段历史，“我们这一代如果不留下文字，那么那一段历史的真正面貌将会彻底被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