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从事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长期占领纪实文学制高点。从收集资料、采访当事人及其亲朋好友到最后的出版面世每一本都经过了一些或大或小的风波曲折。《出没风波里》详记了动荡岁月许多从未披露过的生动、真实的历史事件。首次曝光诸多内幕，如解密傅雷夫妇自杀真相，对陈伯达、毛远新、戚本禹等的独家采访……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
 

    解密傅雷夫妇死因真相

    发现了重大差错

    在采写《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过程中，我采访了诸多傅雷亲友。我继续进行采访，着手写关于傅雷的报告文学。

    这篇报告文学，题为《傅雷之死》，交给《人民日报》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

    之后，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要作重大修改。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傅雷家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二十九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戚，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我采访了她。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是保姆周菊娣。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

    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

    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认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不符！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夫妇是上吊自缢……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周菊娣，又访问了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那天上午八时半，周菊娣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一直等到九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当周菊娣走近傅雷夫妇卧室的时候，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周菊娣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周菊娣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周菊娣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周菊娣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

    户籍警左安民赶来，进入傅雷夫妇卧室，保姆一直不敢进去。后来，当周菊娣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周菊娣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户籍警的回忆

    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1966年9月3日上午九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放在棉被上(注:这点与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据左安民说，保姆当时神情非常紧张，不敢正眼看，可能记错)。

    长宁分局治保科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当时，除了把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现场没有拍照。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我记得，花了两天两夜。当时曾发电报给傅雷在北京的一个儿子(引者注:即傅敏)。他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引者注:即朱人秀)处理。

    傅雷死的时候，留下遗书和好几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东西，上面写着给谁。我没有动过。后来，舅舅来了，他跟法院一起处理的。舅舅是老干部，那时候靠边了。

    我听保姆说，她在那天早上，很久没见傅雷夫妇起床，就在门外边喊傅先生。里面没有答应。她这才推门，一看，吓坏了，赶紧把门关上。她当时没有走进去看。一方面她有点害怕；另一方面傅雷有规矩的，未得同意，保姆不能随便进他的卧室的。

    我进去的时候，记得有一盏很暗的灯还点在那里。那时候，傅雷夫人挂在那里，这是很清楚的。是我亲手把她放下来的。

    傅雷卧室的门，如果开了一点点，只能看到傅雷夫人——窗的左边。窗的右面是看不到的。

    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户中有二百多户被抄家。一开始，遇上抄家，我就赶去查看有没有抄家证明。著名影星祝希娟(电影《红色娘子军》女主角)也住在那地段。当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抄她家的时候，我赶去了。一问，他们没有证明，我就不许他们抄。他们骂我是“老保”。我说，要执行《十六条》。他们说，《十六条》之外，还有第十七条哩，跟我吵。尽管当时我对运动也认识不清，但是，我们做公安工作的，总还是按照制度办事。没有抄家证明的，就是不给抄。

    后来，抄家的越来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会上越来越乱，我也顾不上。

    傅雷家，本来我以为不会有什么单位来抄家的，因为他不属于什么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跟他们家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红卫兵来抄家，没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妇死了，我才知道。

    那时候，自杀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当时，考虑到傅雷是很有影响的作家，所以特地请市检察院的法医来验尸。不是重要的案件，市里的法医是不来的。

    我是在1958年开始当这一地段的户籍警，1968年7月21日离开。那时候公检法搞“清队”，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有一个本子，曾把我管的地段哪一家什么时候被抄家，什么单位来抄的，负责人是谁，都记下来。还有各单位来抄家时交给我的证明、抄家物资的收条，我都收集起来，有一大堆。很可惜，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这些东西都丢了。

    我管那个地段十年，傅雷家我常去的。傅雷待人很客气的。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并没有看不起我这个民警。一开始，我管那个地段，他成了右派，我总喊他“傅先生”。第一次去，问了他家几口人之类的。慢慢的，我们熟悉了，正好遇上傅聪出走。我常常上他家，他们都很和气，和我聊天，有什么说什么。他那样悲惨地死去，很可惜的。

    死亡档案让傅雷亲属信服

    应当说，左安民的这些回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回忆，纠正了保姆当时在神经过分紧张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觉。

    又据保姆回忆，1966年9月3日下午四点多，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停在一幢贴满大字报的花园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穿着睡衣、光着脚，被抬上了车，说是送往万国殡仪馆。

    保姆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于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

    其实，傅雷夫妇的遗体并没有直接送往万国殡仪馆，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

    据上海公安部门告诉我，傅雷因属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杀身亡后，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尸检——这事，当时连他的保姆都不知道，只说尸体送火葬场，而实际上是送往公安局法医处……

    查阅档案，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

    起初，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因为他们一直是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他们信服了。

    根据档案以及户籍警的回忆，我在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杀的真实情况:

    经过多方查询，1985年7月，我终于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案卷。

    牛皮纸的封面，写着:

    案别:上吊自杀

    姓名:傅雷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办单位:××分局××科。

    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死亡档案。其中有案情报告、验尸报告、《周菊娣陈述笔录》、傅雷和朱梅馥遗书、上吊绳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单等等。

    这是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最准确、最详尽的历史档案。我逐页细细阅读着，我的视线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所模糊。我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

    链接：（文学报）

    为戴厚英写《非命》

    叶永烈独家披露采访生涯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为戴厚英写《非命》
   

    在《出没风波里》一书中，作者详记了动荡岁月中许多从未披露过的生动、真实的历史事件及细节，首次曝光诸多内幕。

    一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凉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传出，上海为之震惊。海内外新闻传媒关注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170多人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杀案”侦察专案组。经过对两千人的调查访问，最后终于侦破疑案……

    在戴厚英遇害后的第四日，香港《明报月刊》便打电话来，约我赶写纪念文友戴厚英的文章。

    我找出多次与她谈话的录音带和采访笔记，还找出为她拍摄的照片、底片以及她送给我的著作，还有我在十几年前从报刊上剪下的许多过去“批判”《人啊，人！》的文章，开始着手写作纪念她的长文。

    我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翌日——1996年8月29日传真给香港《明报月刊》，题为《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上)。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本来已经上机印刷，停机补上此文。几天后，这一期《明报月刊》就发行了。

    紧接着，我续写了两万多字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下)，传真给《明报月刊》。该刊在第十期发表了。

    作为作家，我与新闻记者们的视角不同:他们关注的是侦破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安人员如何侦破凶手，凶手是如何杀害戴厚英，法庭怎样审理这一大案……而我呢？我所注重的是用我的笔，向广大读者介绍我所了解的戴厚英，她是怎样的作家，她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她的人品，她的作品特色……一句话，我关注的是她的“心路历程”。

    我出席了戴厚英的追悼会，还参加了对残杀戴厚英的凶手的庭审——她的一位中学老师的儿子，为谋钱财，丧心病狂地杀害了戴厚英以及她的侄女。

    我在《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一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改，写出了《非命——著名女作家戴厚英的心路历程》一书，奉献给文友戴厚英在天之灵，也奉献给众多关心她的读者。

    二

    那是1985年5月21日，在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一口气读完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知道，她写的诗人的原型便是闻捷，而小说中的“向南”便是她自己。

    小说毕竟是小说，是虚构的。我想及写一篇报告文学——《闻捷之死》。

    我大致知道戴厚英的处境。尽管复旦大学在上海东北角，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到她那里去必须斜穿上海城，光坐车来回就要近4小时，但是我还是未在事先写信与她预约——

　　因为这样的采访话题她会回避。6月4日上午，我朝复旦进发，7点多离家，到达她那里已9点多了。

    她住在一幢6层宿舍大楼的第4层。环境很安静。我担心她不在家。敲门之后，她来开门，双手水淋淋的，正在洗衣服呢。

    她戴着金丝框眼镜，50岁模样，脸上皱纹已很深。非常健谈，口齿清楚，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桌上放着电话。

    一听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

    我说明来意之后，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你会得罪人的。下午我有课。我上课，一向需要平静的心情。现在谈闻捷之死，会使我激动难以自制。我们另约时间谈吧。不过，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跟你谈，你心中有底，然后你再考虑写不写。”

    她异常坦率，又异常倔强。她是个性很强的女性。

    1960年，她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

    后来，她结婚了，生了女儿。由于意见不合，与丈夫离婚。

    “文化大革命”中，她曾参加造反派，成为闻捷专案组的成员。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审查过程中，她读了闻捷的作品，被深深感动，爱上了闻捷。当时，闻捷的妻子因受迫害而亡故。

    她与闻捷的爱情，受到工、军宣队的干涉。她被送往东北，闻捷自杀离世……她，蒙受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文化大革命”后，她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出了《诗人之死》。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上海某些人闻讯，视为猛兽——因为闻捷之死与那些人有关。此书停了下来。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决定转印，打了纸型。这时，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压此书。终于此书无法在上海印，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

    《人啊，人！》出版之后，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声势浩大的“批判”，反而使这本书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出了译本，日本、联邦德国也在翻译出版……可是，她不仅得不到版税，连样书也没拿到。她对我说:“就像一个女儿，穿上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作为母亲，多么想看一眼呀！”

    戴说，对《人啊，人！》的“批判”，是她一生中蒙受的第二次打击。

    她说，上海一位作家曾讲，报纸上批戴厚英，反而把她批出名了，今后关起门来批！

    她还说，现在处境好一些。去年，上海市委书记胡立教说，应该对戴厚英落实政策。

    她说，最近算是对她“开放”了一点。韩素音前几天经沪时，要见戴，算是见了一面。

    最后，她说让她再考虑一下，同时也希望我郑重考虑一下。如果同意了，她会非常痛快地把一切都说出来——她担心，现在是否还太早了一点。

    三

    于是，我多次前往复旦大学，对她进行详细采访。

    我们开始了倾心长谈。

    浓雾散去，她显示出真实的面目。她是那样的坦率、真诚。她说，她从未这样详细地谈她自己。

    磁带盘缓缓地转动着。她的声音不断地“凝固”在棕褐色的磁带上。时间悄然流逝，一盘又一盘磁带录上了她吐字清晰的声音……

    她跟我谈与丈夫离婚的痛苦过程；

    她跟我谈《诗人之死》一书遭受的磨难；

    她跟我谈《人啊！人》一书遭受“大批判”的苦难……

    戴厚英不仅抽烟，而且酒量也不错。她的性格和为人，更多的像男性。所以，我曾笑称她是“男性化的女作家”。

    经过多次采访，我写出了报告文学《雾中的花》。

    我请戴厚英改定。她一边看，一边抽烟，不时抽泣着——因为《雾中的花》勾起她许多痛苦的回忆。

    她非常喜欢这篇《雾中的花》。

    我本来想在《文汇月刊》上发表《雾中的花》。遗憾的是，他们一听写的是戴厚英，就摇头了！

    我曾与上海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也摇头了。

    我也曾与北京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同样也摇头了。

    我明白，在北京与上海不可能发表这篇报告文学。

    正巧，青海一家杂志——《人才天地》向我约稿。我只得把《雾中的花》“发配青海”。

    戴厚英喜欢《雾中的花》。当她的《诗人之死》出版香港版的时候，她把《雾中的花》作为附录收入。

    在写《雾中的花》的时候，还有许多事情不能写进去。后来，戴厚英突然遇难，使我深为震惊，我为她赶写了《非命》一书，把许多不能写进《雾中的花》事情，都公之于众了。

    《非命》，取义于“死于非命”之意。

    不过，令人惊讶而遗憾的是，《非命》出版之后，我拿到样书一看，傻了:书中最重要的一章——第四章:“大批判”洗礼全部被删去！后来听说，是这家出版社在终审《非命》的时候，担心这一章会“出问题”，粗暴地决定在付印前删去——连作者意见都不征求。

    后来，当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我的《名流侧影》一书的时候，我把《非命》中被删去的第四章改名为《戴厚英和〈人啊，人！〉》收入书中。出版之后，至今没有听任何人说起“有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出问题”。

    《出没风波里》，有删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