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长篇小说《生逢1966》

　　现在标榜“青春”的读物已越来越多，大多是文字美艳而浮泛雷同，有一种无病呻吟的套路。这本《生逢1966》也可说是“青春文学”，趣味和境界却全然不同。当然，这是说它以青春为题材；而不是作者的年龄。

　　青春究竟意味着什么？除了生命活力的张扬，除了爱的萌生和觉醒，除了对人生重担的最初体验，青春还意味着一种痛苦，一种裂变，一种从失望和失败中挣脱出来的生命过程。经过这一过程的人，才有可能走向成熟。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这一过程的极端形式。那一代初中生、高中生，即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少男少女们，一下子卷入了“文革”的狂风暴雨中。小说的主人公瑞平怀着一种积极的虔诚投身这场运动，从容而大方地参加和“北京红卫兵”的辩论，他的自信而有条理的阐说被无理打断，他被野蛮地宣布为“混蛋”、“狗崽子”；他一点也想不到的是，邀请他上台辩论的那位女红卫兵，竟抽出了皮带，将那金属扣狠狠地抽在他的脸上……今天看来，这种群众场面近乎荒诞，但在1966年，这却是全国上下到处可见的、理直气壮的“革命”。紧接着，瑞平一家和中国的无数家庭一样，被抄家，被批斗，生活顿时变了，仿佛陷入地狱。父亲死了，母亲病了，他因为要“革命”，和母亲也不说话了。

　　这场运动真的“触及灵魂”了，每个人都不再是原来的自我……

　　这种灾难骤降的青春境遇，让人想到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那位原本满身阳光的丹麦王子，不是也突然遭遇父王被害、母亲改嫁、爱人发疯、国内一片混乱的变故，自己也近乎疯狂么？批评家别林斯基正是从“青春文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灾难性的描写的，他说：“是什么使他陷入这样不堪忍受的对自己的斗争？原因是现实和他的生活理想之间的不相适应。”别林斯基认为，每个人都有幼年时期，即精神和大自然和谐一致的时期，这时他会感到幸福；但接着而来的青年时期，就意味着向成年过渡，这种过渡往往是分裂的。在别林斯基眼中，“分裂时期”是人人不可免的，只是哈姆雷特原先的崇高和现时面临的黑暗造成了更大的反差，所以他的“分裂”更可怕，也更具典型性。

　　这样看来，《生逢1966》，只是将青春的“分裂”推向了极端罢了。今天的少男少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体验人生的这种过渡,是那种悄没声息的渐变，对于青春来说，都是一件严重的事。我想，这就是这部“青春小说”给予今天的青年们的充满哲理的震撼。它决不是那些美艳浮俗的呻吟所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