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年轻人叫嚣着没有好书读的年代，作为胡廷楣眼中的“另一代人”，生于1976年的我，仍然为《生逢1966》的故事深深打动。

　　
　　在书中，我认识了一个上海少年陈瑞平。年轻的他有两个梦想，清晰的梦想，是一枚红袖章，但随着他对自己出身的追踪和疼爱他的养父母先后去世，这个梦想逐渐褪色；模糊的梦想，是他的同学，清丽明朗的女孩蔡小妹，但因为另一个女孩汪蓓蓓的介入，这个梦想像蔷薇泡沫般破灭，却在他日后的生命里愈加清晰，而不离不弃。我曾认为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最好的描述同时代北京少年的电影，但那部电影更偏重“爱情”而有意忽略了时代，从这个意义上，《生逢1966》更像是一部上海版的“青春残酷物语”。

　　
　　当然，《生逢1966》的故事没有这么简单，作者不厌其烦地写着他记忆里的石库门和学校：那些精明细致打点着一家生计的上海主妇，那些在篮球场上发泄着过剩荷尔蒙的男学生，那些往脸上抹“雪花膏”却仍如花苞初绽般美丽的女孩子们；书中不少地方，都会让我感觉作者描述得太过细腻了，这些枝蔓难免会削弱主题，但是，我又可以理解，对沉浸在往日情怀中的作者来说，这一切的细节，无疑都是滋润他心灵的线索。

　　
　　出版社在腰封上很煽情地写着“谨以此书献给老三届”，我想补充的是，胡廷楣用尽四年心力写这样一部厚重而不流行的小说，他只是想给自己的同龄人们一个迟来的说法，向我这样桀骜不驯的后生小子们做一次有力的抵抗：你们理解也罢，不解也罢，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这就是我们的青春、爱情、欢笑、怅惘、眼泪、以及疼痛。

　　
　　作为作者眼里的“孩子”辈，我也有不理解陈瑞平的地方。比如，为了让自己的身份更“正”一些，他抛下养母回乡寻亲，甚至在养母被打倒之后再也不肯开口喊“妈妈”！那个特殊年代，真的会让一个少年如此“异化”吗？不管后来陈瑞平表现出了如何的忏悔，我仍然对此耿耿于怀。

　　
　　再比如，陈瑞平爱的居然是正统得在我看来不像女孩子的蔡小妹，而不是漂亮得被上海人称为“妖怪”的汪蓓蓓！我浅薄的想法，一个少年的初恋应该是带点浪漫色彩的，蔡小妹似乎并不符合这个标准。阴差阳错地，陈瑞平跟汪蓓蓓的桃色故事闹得沸沸扬扬，后来在北大荒，蔡小妹仍然可以两度前去寻他，即使知道小妹对自己一往情深，陈瑞平却“没脸见她”，以至后来小妹另嫁他人！这是一种男人的懦弱，还是自尊呢？难道，有“我不管，我偏要”这种情意结的，永远只是女人？愿意义无反顾隐忍等待的，永远只是女人？

　　
　　最后想起伍佰的一句歌词,“听说人生的路崎岖，也有风也有雨；听说爱情它没道理，你只要做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