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6日早晨，我有幸与殷国明老师、赵兴红一起去看望贾植芳先生。那日早晨，我们冒着凛凛的寒风，来到复旦大学第九宿舍十三号寓所，贾先生正在朴素的客厅里等我们。他坐在藤椅上，戴一顶灰黑色的呢帽，帽沿压着灰白夹杂的头发；身穿中式对襟、暗扣的浅黑色棉袄；穿着一双中式棉鞋。

    大家坐定后，贾先生首先和殷老师谈起一些旧友故知的情况，他细细问起老友钱谷融先生和其夫人杨霞华先生的近况。还谈到瞿秋白先生、王铁仙先生的情况。

    贾先生已经九二高龄，依然眉目清晰，脸庞干净。他的右耳不大听见，左耳略好。一口山西(晋南)土话。他声音响亮，思路非常清晰，记忆力很好。回忆过去的事，总是绘声绘形，说到动情处，还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模仿当时人的神态、言语，此时此刻，你会感到，贾先生像一块纯净的煤，持久地灼灼燃烧，无论多么恶劣的天气，都烛照和温暖着他的心灵和他周围的世界。有多少人曾经和正在感受到先生的热度和温暖，并因此而点燃了自己混沌的生命，发出光热，去温暖更多的人。他的生命中始终保持着过人的热度和光彩。也许正由于如此，对于自己漫长的牢狱生活，贾先生才能用如此风趣的话道出:“监狱生活‘很好’，有饭吃，有地方住，还有‘保镖’。”

    看到贾先生桌上放着两本关于邵洵美的书，正好邵洵美是我的研究课题，于是我问起他和邵洵美的过往。贾先生说，今年是邵洵美诞辰一百周年。前段时间，邵洵美的女儿邵阳来拜访过他，请他为一本纪念邵洵美先生的集子作序。贾先生毫厘不爽地忆起上个世纪初，邵洵美的外祖父盛宣怀、祖父邵友濂的显赫家世，以及邵洵美留学英伦、与名门联姻的故事，还谈到当时一部以邵洵美家族为蓝本的旧小说《九尾龟》的掌故。

    贾先生对邵洵美的回忆，首先提到一件事，是邵洵美对夏衍的接济。贾先生说，20世纪20年代末，夏衍从日本回来，穷得没法生活。通过一个朋友向邵洵美求助，说是有一个同乡人叫沈端先，从东洋回来，很穷。他翻译一本书叫《北美游记》，想把书稿卖给正在开书店的邵洵美，周济一时之困。贾先生补充说，实际上，就是请邵洵美无偿资助夏衍，因为“日本人写的《北美游记》，谁看？”邵洵美很快付给夏衍五百块钱。解放后，邵洵美处境艰难，夏衍曾关照让邵洵美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外翻译，每月预支200元稿费。这已经是后话。显然，在这段故事里，贾先生看重的是邵洵美的慷慨仗义、不求回报的情怀。

    谈起和邵洵美的过往，他说第一次和邵洵美见面是在新雅饭店。当时，翻译家韩侍桁办了国际文化服务书社，要重版罗玉君的翻译小说《红与黑》(法国司汤达著)，除邀请了译者罗玉君先生，还邀请了施蛰存先生、李青崖先生、余上沅先生、刘大杰先生、邵洵美先生，以及贾先生和夫人任敏。其中，施蛰存和李青崖两位先生是贾先生在震旦大学的同事；余上沅和刘大杰两位先生是他在复旦大学的同事。邵洵美先生是第一次见面。这件事在贾先生的文章《提篮桥难友邵洵美》、《狱里狱外》里都详细述及。

    谈到此时，家里的阿姨拿来药给贾先生吃，说是治拉肚子的药。贾先生听明白后，应道:“不吃了，(因为)不拉了。”阿姨说，担心又犯问题。可是，贾先生仍执己见，显出小孩一般的脾性，足见老先生的稚子之心。

    贾先生回忆起他漫长的牢狱生活。在他和胡风别离的25年里(1955－1979)，他受了十几年的劳改，被毛主席书面批判过。对于沉重的过去，他举重若轻地说:“我的家是两人世界，没有儿女，收了夫人的侄女做养女。夫人任敏2002年去世，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没有儿女，即使有儿女也被打成反革命了。”

    “我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这可能是贾先生一辈子生活的写照，长期和夫人任敏天各一方，过着艰难苦恨的牢狱生活。如果没有这样豁达的心胸、豪迈的气概，又怎能涤除卑恶的尘土，九死未悔地维护一个人的尊严和理想。

    贾先生说，他一辈子坐了四回监狱。19岁时，因为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入狱。一个经济状况较好的伯父花钱把他保释出来，随传随到。

    第二次入狱是1945年，抗战胜利前，被捉到狱里关了三个月。日军投降次日，即8月16日被释放。临走之前还受到监狱头子的赔礼道歉和强制赠款。大概先生的品格和骨气确实令人佩服，即便是他的敌手也不得不动容。

    1947年，国共内战之时，贾先生在上海又被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指以“共产党嫌疑”、“替匪宣传”而入狱。贾先生在接受审判的过程中，沉着应对，尽可能不牵扯他人，同时保护自己。回忆起这段牢狱生活，他仍然记得很多细节，比如审讯前吃了什么饭，怎样被审问，如何应答，审判的场所和场景怎样。牢狱生活给他的心灵和肉体以多么苛酷的考验，给他留下了多么深痛的记忆。

    1955年，因为受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贾先生再次被关监。也是这一次，1960年冬春之交，他在监狱偶遇旧相识邵洵美，两人同监四个月。此间，贾先生受到邵洵美先生的嘱托。邵洵美委托其出狱后帮助澄清两件事情:一者为自己掏钱宴请了萧伯纳，大小报章从未提及他的名字；二者是澄清鲁迅对邵洵美的“捐班”文人的恶谥。贾先生出狱后，不负重托，多次写文章说明，如《提篮桥难友邵洵美》、《狱里狱外》两篇文章。对朋友，贾先生从来重情重义。

    1966年，贾先生以“胡风骨干分子”的罪名被判刑12年，被押回复旦大学印刷厂“监督劳动”，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贾先生说，他每月有35元生活费，给夫人寄去10元，因为夫人在山西农村，没有工作，自己留用25元。其实，从《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里可以看到，贾先生还为任敏和她的乡亲，买了许多日用品寄往山西，花费颇多。这足见贾先生和夫人任敏共同患难而形成的深厚情意。这也应和了那句话——“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然而，他们的爱情远不止于此。

    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他们的爱情和他们共同的事业生长在一起，和祖国的苦难生长在一起，像血肉一般不可分离。他们的爱情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贾先生凭着这样的信念，和夫人同舟共济，在黑夜中互相鼓励，互为支撑，一直坚持到黎明、日出之时。这样的爱情，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

    时间不知不觉走过了1小时15分钟，我感到非常的歉疚和不忍，因为对一个92岁的老人来说，这样的谈话，实在是太长了，不利于他的身体，更何况他还有微恙。

    归途中，我问自己，贾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想，他既是一个大写的“人”——耿直幽默、刚正不阿、豁达淡定、重情重义，同时也是一个稚气、可爱的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