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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西斯·费兰坐在吱嘎作响的旧卡车后面，沿着圣阿格尼丝公墓蜿蜒的道路向上行进时，渐渐觉察到，在这一带落户的死人甚至比活人还多。这时，卡车突然被一大片一大片形状相似、大得惊人的衣冠冢包围，这些墓碑都是守卫那些亡去的特权者。而卡车往前继续行驶，显然进入了特权者的真正地界，因为眼前这几英亩才是真正有名望者的墓地：名声显赫的男男女女活着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死后虽不再拥有钻石、裘衣、马车和轿车，却也是埋在富丽堂皇的坟墓里，这些巨大的坟墓修得像天国的保险箱或雅典卫城。啊，是的，这儿照例也有如流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坟墓迎面而来，一排连着一排，但上面只有简单的墓碑和更简单的十字架。费兰一家就在这一片。

    卡车载着弗朗西斯距离越来越近了，他母亲在坟墓里紧张地抽搐着；他父亲点上烟斗，对妻子的不安微微一笑，然后从他那一小块葬身地向外望去，想瞅一眼火车失事以来儿子变化了多少。

    弗朗西斯的父亲抽的是草根，这些草根在坟墓四周盘根错节、枯死于周期性干旱。他先是将根茎存放在口袋里，等到一摸就碎时，再用手指把它们研成碎末，装进烟斗。弗朗西斯的母亲把枯死的蒲公英和别的根深野草拧成股辫起来；为了保留住这些野草的标准长度，她注意在它们死去、但仍泛绿之际把它们辫成辫子，然后再不厌其烦地嚼吃。

    “瞧那座坟墓，”弗朗西斯对同伴说，“多了不起！那是亚瑟·Ｔ·格罗根。我小时候在奥尔巴尼附近见过他。他掌管着镇上所有的用电。”

    “他现在管不了那么多喽，”鲁迪说。

    “那也不一定，”弗朗西斯说，“他们这帮家伙运气好着呢。”

    亚瑟·Ｔ·格罗根在类似巴台农神庙的坟墓里心神不安，他不断前行的魂灵因弗朗西斯对他不可一世的往昔的回忆而变得神采奕奕。卡车继续向山上爬行。

    路边的一块墓碑上刻着：法雷尔。另一块上刻着：肯尼迪。其它的上面依次是：多尔蒂、麦基尔亨尼、布鲁内尔、麦克唐纳、马龙、德威尔和沃尔什。两块小墓碑上刻着：费兰。

    弗朗西斯一看见这两块墓碑石，就将目光转到了别处，生怕自己幼小的儿子杰拉尔德会埋在其中一个下面。自从失手使杰拉尔德从尿布里滑脱那天起，他就没有直接面对过那孩子。现在他也不情愿面对。他回避着刻有费兰名字的这两块墓碑，做出种种假设，假设着它们完全属于另一家庭。他的假设没错。这墓里埋的是年轻健壮的费兰哥俩，他们都是管道工，1884年被串在同一只威士忌酒瓶上，扔进了沃特威利黑布头沙龙前面的伊利运河，随后他们又被一根长棍按下，淹死了。哥俩打量着弗朗西斯的衣着：破旧的褐色斜纹夹克、宽松的黑裤，还有脏兮兮的消防蓝衬衣，他们感到一种非源于血缘关系的亲近感。他的鞋像他们在生命最后一天穿的半筒工作靴一样破。哥俩也从他的脸上察觉到了那种熟悉的因酗酒而产生的孤寂与伤痕，这种孤寂他们俩在坟墓里早已有了。因为他们俩就是在喝得烂醉、不堪一击时，被凶手马金斯先后杀掉，并抢光了所有的钱：48分。几十分钱就要了我们的命，哥俩醉醺醺地对弗朗西斯默语。弗朗西斯坐在后车厢里，从他们身边经过，他凝望着半晌午的天空中越聚越多的朵朵白云。温暖的阳光使弗朗西斯感到体内有一股液体在流动，他将这看作是天赐的一种力量。

    “有点儿凉，”他说，“但会是个好天。”

    “不下雨就好了，”鲁迪说。

    “你他妈的傻鸟，你别对天气说三道四。肯定是个好天，相信我。你那样说不是成心让我们挨淋吗？”

    “我妈是纯血统的切罗基人，”鲁迪说。

    “瞎扯。你老妈是墨西哥人。你的高颧骨就是明证。说你妈是印第安人，我不相信。”

    “她从伊利诺伊州斯科基的居留地离开，来到芝加哥，在瑞格雷田找了份卖花生的事做。”

    “伊利诺伊那地方没有印第安人。我在那儿呆时连一个该死的印第安人都没见过。”

    “他们喜欢离群索居，”鲁迪说。

    卡车驶过公墓的最后一段被占用地，朝一座小山驶去。那儿有5个男人正用锹和镐掘着土。司机停住车，拉开后挡板的栓。弗朗西斯和鲁迪就跳了下来。两个人随即加入那5个人的行列，开始往车上装刚挖的土。鲁迪一边用铁锹装土，一边嘟噜着：“我要看有多少。”

      “你到底在算什么？”弗朗西斯问。

      “蚯蚓，”鲁迪回答说，“你知道一车厢土里有多少条蚯蚓吗？”

      “你数了吗？”

      “到现在108条，”鲁迪说。

      “傻瓜，”弗朗西斯说。

      车装满了，弗朗西斯和鲁迪爬了上去。司机载他们来到一片坡地，那儿新近死去的20个人的坟墓散发着腐烂的甜腥味，以及带有不幸夭折和壮志未酬意味的香火味。司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气味，直到车紧贴这些新坟才停下来。随后，弗朗西斯和鲁迪一锹一锹给死人培土；司机在车里打着盹儿。一些虽说都埋了两三个月，但由于雨水浸泡，棺材仍在下陷。好像死者生前的重负入土后还在拖着死者下坠，每个坟墓表面都出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坑。一些棺材似乎有向地中心奔的趋势。这些坟墓都还没有立碑，只有零星几个或插一杆微型美国国旗，或在泥罐里放几束布扎花，作为装饰。鲁迪和弗朗西斯填完了一个坑，接着填另一个坑。在路易斯（大爹）·杜甘这位奥尔巴尼台球手的坟头的篮子里，耷拉着一些死去已呈褐色、但尚泛着些许黄色的剑兰。他死才不过1周左右，是因为吸入自己的呕吐物而死。此时，大爹正徒劳地试图回忆起日渐淡去的往事：自己过去惯常是如何使母球前旋和倒旋的。虽然大爹已经20年没见过弗朗西斯·费兰，但他还是认了出来。

      “不知道谁在这下面？”弗朗西斯问。

      “可能是个天主教徒，”鲁迪说。

      “你这傻瓜，当然是天主教徒，这是天主教公墓。”

      “基督教徒有时也让埋进来，”鲁迪说。

      “根本不会。”

    “有时也让犹太教徒埋进来。还有印第安人。”

    自从在查威克公园观看弗朗西斯代表奥尔巴尼打球的第一天，大爹就记住了他的嘴巴的形状。那天，大爹在第三垒边线后面露天看台的前排位置落座，目睹了在第三垒的弗朗西斯的风采。当时，一个犯规的短高飞球直奔大爹当胸飞来，这时只见弗朗西斯紧随其后飞身就到了看台。要不是弗朗西斯眼疾手快把球接住，大爹早就给击中了。大爹还看到了弗朗西斯成功截住球后的微笑。尽管现在弗朗西斯的牙齿已经脱落殆尽，但他微笑的样子，即使是在给大爹的坟墓填土时，也还是和当年一样。

      你儿子比利救过我一命，大爹告诉弗朗西斯。那天我呕吐，是他把我的身子翻过来，我才没在街上因窒息而死。不管怎样，后来我还是死了。他是个好人。但愿我能收回对他说过的污言秽语。我得冒昧给你提个醒儿：千万别吸入自己的呕吐物。

      弗朗西斯不需要大爹提醒。他可不像大爹一喝酒就吐。弗朗西斯懂得怎样喝酒。他经常喝酒，而且从不吐。但凡酒精饮料他都喝，无论哪一种，并能和任何一个欢蹦乱跳的人一样，头脑清醒、说话利索、行动自如。酒精照例也确实能使弗朗西斯入睡，但那得他愿意。待他酒足，别人也全喝麻了，这时他总是把头一埋，像条老狗一样蜷起身子，把手放在两腿间，不忘保护剩下的宝贝。他还要付开瓶费呢。小睡后醒来，他又会出去找酒喝。这是他酗酒那会儿的习惯。现在他不酗酒了，两天没喝了，感觉还算可以，甚至可以说，极好。他戒酒了，因为他把钱花光了，而且与此同时，海伦感觉不太舒服，他需要照料她。他也想有点儿节制。他已经21次被交给法庭裁决。法庭他是上了，但没受审。他的律师马库斯·高曼是个高手。他在控告弗朗西斯的那些详细材料中找出了一处日期错误。案子因此被否决。马库斯通常收费都是500块，但只收了弗朗西斯50块，因为马丁·多尔蒂（报纸专栏作家、弗朗西斯的一位老邻居）请他网开一面。即便如此，付款时，弗朗西斯甚至连这50块都拿不出来。钱全让他给喝光了。然而，马库斯非要不可。

      “可我没钱，”弗朗西斯说。

      “那就去打工赚钱，”马库斯说。“按劳取酬。”

    “没人会用我，”弗朗西斯说，“我是个流浪汉。”

    “我介绍你到公墓干些日间的活儿，”马库斯说。

      他说到做到。马库斯经常和主教一块打桥牌，天主教的所有大人物他都认识。默南茨的圣安格尼丝公墓就是某些大人物掌管的。弗朗西斯在唐甘大街桥下的草丛里过夜。这天早上他7点左右醒来，然后去麦迪逊大街的救济所喝咖啡。海伦不在那儿，她真的走了。他不知道她去了哪儿，谁也没见她。有人说她昨晚在救济所附近转悠过一会儿，但随后就离开了。先前，弗朗西斯曾为钱和海伦吵了一架，然后她就愤然离去了，谁知道到底去了哪儿？

      同弗朗西斯在一起喝咖啡、吃面包的，有已经戒酒的流浪汉和正在戒酒的流浪汉，还有望着在场的每个人、试图捕捉他们灵魂的那位传教士。别管我的灵魂，弗朗西斯说。只管递过来咖啡就是。随后，他走出来，站到门前，用火柴盒封皮剔着牙打发时间。这时，鲁迪走了过来。

      鲁迪也破例戒了酒，只见他灰色的头发修理得整整齐齐，胡子也刮了，脚穿一双白色小山羊皮鞋，纵是10月天，那又怎样，他只是个流浪汉，他上穿白衬衫，下穿皱巴巴的裤子。弗朗西斯一只鞋连鞋带都没有，头发也没理，乱蓬蓬的。他闻到了自己身上难闻的气味，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羞愧难当。他体会到了贫穷的滋味。

      “流浪汉，你气色不错，”弗朗西斯说。

      “我住过医院。”

      “为什么？”

      “癌症。”

      “别胡扯。是癌症？”

      “他对我说，你活不过6个月。我说我要喝酒把自己喝死。他说，不管吃还是喝，反正都是死。带着癌症离开这个世界。胃，它像个无底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我想活到50岁。医生说你绝对办不到。我说好吧，那有什么关系？”

      “太糟了，他奶奶的。你喝一罐吧？”

      “我有1块。”

      “上帝，我们成交，”弗朗西斯说。

      可是，他想起了自己欠马库斯·高曼的钱。

      “听着，伙计，”他说。“你想和我一起打工赚上几块钱吗？今晚我们就能喝上两罐，睡上一觉。眼看要冷了，瞧那边的天。”

      “到哪儿打工？”

      “公墓。铲土。”

      “公墓。为什么不呢？我应该习惯才是。他们付多少报酬？”
      “谁知道到底是多少？”

    “我是说，他们是给钱，还是你死去时免费给你一块坟墓？”

      “不给钱，就算了，”弗朗西斯说。“我可不去给自己挖坟。”

      他们从奥尔巴尼商业区步行到默南茨公墓，得6英里或者更远。弗朗西斯感觉很健康，他喜欢这种感觉。他喝酒没有感觉健康，这可太糟了。比如，那时他感觉不错，但不是健康，尤其是早晨不会，半夜醒来也不会。有时，他感觉要死了。他的头、他的喉咙、他的胃：他需要用杯酒才能把它们打发舒坦，或者得两杯，因为不这样，他会头昏脑胀，眼睛都要爆出来了。哎呀，难啊，你需要喝酒时，喉咙就像一块揭开的伤疤。此时此刻，又是凌晨4点，酒也没了，哪儿都不开门，即使有地方开门，你没钱，也无处讨要。伙计，那真难。难。

      鲁迪和弗朗西斯沿着百老汇向前走。当他们走到科龙尼大街时，弗朗西斯感到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他，想拐进去看一眼那座房子：他的出生地，该死的大哥大姐们现在仍住的地方。他1935年在情况允许时回家看过，他母亲就是那个时候去世的。这让他得到了什么？让他得到的是屁股上挨了一脚。趁早让这座房子倒塌，把他们全埋葬，免得让我再看到，他想。让它腐烂。让虫子吃掉它。

    凯丝琳·费兰在坟墓里意识到儿子好斗的脾气上来了，一想到因为自己要出人命，她有些躺不住了。突然间不知哪来的劲儿，她一把拽下头顶才扎根的野草，又辫了个十字架迅速吞下，但味道令她失望。凯丝琳·费兰对野草的兴趣与它们的根长短成正比。草越长，辫成的十字架就令她厌恶。

    弗朗西斯和鲁迪继续沿着百老汇向北走，弗朗西斯右脚上的鞋吧嗒吧嗒直响， 鞋帮后跟不怀好意地摩擦着他的后脚跟。他好不容易才在弗兰基·雷克希姆的管材店门前的人行道上找到一根麻绳，这才算帮了他这只脚。弗朗西斯年轻那会儿，弗兰基·雷克希姆还是个小不点儿。现在人家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管材店。弗朗西斯，你有什么呢？你只不过拥有一根暂时充当鞋带的麻绳而已。走短途，不需要系鞋带，但四处流浪你要不系鞋带，你的脚可能会吃几个星期的苦头。你以为脚上磨出的老茧够人走一辈子的，但当你后来不经意穿上另一双鞋时，又一批崭新的水泡就会磨出来。接着，鞋会把水泡磨破流血，你不得不停止走动，直到它们结痂生上又一层茧，你才能继续走动。

    麻绳穿不进鞋眼。弗朗西斯将麻绳撕成两股，扔掉一半，这才顺利穿过去。他提上袜子，那几乎不能再算个袜子了，袜跟、袜子的脚趾部分和袜底到处是窟窿，真该换双新的了。他尽最大可能用短袜垫住磨掉皮的地方，然后轻轻地系好新鞋带，这样鞋就不会吧嗒吧嗒响了。随后，他继续朝公墓方向走去。

      “有7项不可饶恕的罪行，”鲁迪说。

      “不可饶恕？你说‘不可饶恕’是什么意思？”弗朗西斯问。
      “我是说每天，”鲁迪说，“天天。”

      “就我个人来说，只有一项罪恶，”弗朗西斯说。

      “有偏见。”

      “噢，是的。偏见。是的。”

      “有忌妒。”

      “忌妒。是，是的。算一项。”

      “有淫邪。”

      “淫邪，对。总是喜欢那个。”

      “怯懦。”

      “谁是懦夫？”

      “怯懦。”

    “我不懂你的意思。那个词我不懂。”

      “胆小，”鲁迪说。

      “我不喜欢‘胆小鬼’这个词。你说‘胆小鬼’是要说什么？”

      “懦夫。他会畏缩不前。你知道‘胆小鬼’是什么样？他会跑。”

      “不，那个词我不懂。弗朗西斯绝不是胆小鬼。他谁都敢揍。听着，你知道我喜欢什么？”

      “你喜欢什么？”

    “诚实，”弗朗西斯说。

      “这又算一项，”鲁迪说。

      到了谢客路口，他们走到北珍珠街，然后沿着珍珠街北上。圣心教堂已经粉刷一新，他上次经过时还没有，街道对面的20中有了新网球场。1916年以来，他从未见过这片房子刷新过。这是他们所住的街区。是比利说的。弗朗西斯上次走过这条街时，这儿还只不过是一个奶牛场。罗尼老汉的牛经常把篱笆墙顶开，四处游荡，把街道和人行道搞得脏兮兮的。你得制止一下，罗南法官对罗尼说。你想要我做什么呢，罗尼问法官，给它们垫尿布吗？

      他们继续向北珍珠街尾走。到了那儿，就算进了默南茨，街道在此转弯，和百老汇相连。他们走过老公牛头酒店旧址。弗朗西斯孩提时代曾看到格斯·鲁兰戴着光光的指节铜套从角落里跑出来。他要揍那个流浪汉，对方直冲他摆手。格斯上去就是一拳，就是这么凄惨。情况危急，老实讲，没法往下说。他们走过霍金斯露天体育场，那地方大极了。弗朗西斯那时打球的查威克公园就在附近。他记得当时这儿是个牧场。球只要一被击中，就滚个不停，直往草丛里钻。狗娃布克雷总是紧随其后，立马就能把球找到，真是个奇才。狗娃布雷克总在草丛中备好6个球，以应此类紧急情况。然后，他会在到第三垒来个本垒打，万无一失地将对方跑垒员封杀出局，接着再对自己的防守技术吹捧一番。忠实可靠。狗娃已经死了。他赶破冰的四轮马车时，用拳猛捣自己的马，马一下把他踩死了，真是那样吗？不是，那才傻呢，谁会用拳头去捣一匹马呢？

      “嘿，”鲁迪说。“前几天夜里我不是看见你和一个娘儿们在一起吗？”

      “哪个娘儿们？”

      “我不认识。海伦，对，你叫她海伦。”

      “海伦。你无法掌握她的行踪。”

      “她会做什么呢，跟一个银行家私奔？”

      “她没有私奔。”

      “那她在哪儿？”

      “谁知道？她来来去去，我没有记录。”

      “你记录有百万个地址。”

      “更多的是她来的地方。”

      “她们都抢着和你见面吧。”

      “是冲着我的袜子来的。”

      弗朗西斯撸起裤子，露出了袜子，一只绿的，一只蓝的。

      “城里的一个好人儿。”

      弗朗西斯放下裤腿，继续赶路。鲁迪说：“嘿，昨天夜里有关火星人的议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医院里人们都在议论这事儿，你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事了吗？”

      “噢，是的。他们登陆了。”

    “谁？”

      “火星人。”

      “他们在哪儿登陆？”

      “泽西的某个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儿？”

      “他们和我一样不喜欢那地方。”

      “别逗，”鲁迪说，“我听说人们一看火星人来了，有跑出城的，有跳窗什么的。”

      “好，”弗朗西斯说，“他们应该做什么。谁看见火星人都应该跳两扇窗户。”

      “你总是不当回事儿，”鲁迪说，“你有个所谓的什么来着，嘻嘻哈哈作风。”

      “嘻嘻哈哈作风？嘻嘻哈哈作风？”

      “我就是那样说的。嘻嘻哈哈作风。”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叽叽喳喳，你这糊涂蛋。我对你说过，你这种傻瓜不应该到处重复，说人们嘻嘻哈哈。”

      “这没有污辱的意思。嘻嘻哈哈是个好词。妙词。”

      “别管什么词了，公墓到了。”弗朗西斯指着入口处的大门。“我刚想起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公墓到处都是墓碑。”

      “对。”

    “我还从来都不知道流浪汉有墓碑呢。”

    他们从百老汇迈向了直通公墓大门的入口长路。弗朗西斯甜言蜜语说动了门房那个妇女，提到了马库斯·高曼，并介绍说，鲁迪像他一样是个好工人，干活卖力。她说卡车开过来，正慢慢等人呢。他便和鲁迪爬上卡车后车厢，忙着卸起了土。

      他们填完那些墓坑就休息了，此时却到处找不到卡车司机了。于是，他们坐在那儿，俯视山下的百老汇大街，眺望哈德逊河对岸的伦斯勒山和特洛伊山。在远处的默南茨桥头，焦碳厂的高大烟囱正吐着浓浓黑烟。弗朗西斯断定这将是个葬身的好去处。山间潺潺流水奔涌而过，带你跨过草地，横渡江河，穿越远处岸上的树林，来到群山之巅，只眨眼功夫。死在这儿，真是天时地利全占了。他会有左邻右舍，其中甚至还确实会有一些老人，就像这片草地底下那些早死的人：托拜厄斯·班尼昂、伊莱萨·斯金纳、埃尔西·惠普，以及所有那些在石灰石墓碑下的死人。积雪、沙土和酸物质正在慢慢地从墓碑上抹去他们的名字，可名字不朽又有什么关系？啊，是的，死者的不朽之名就像生者的一样是一种名誉之累。山脚下名字渐渐隐去的子孙后代肯定想留下更加长久的记忆。他们的崭新厚重的大理石墓碑高耸在坟坡上，被深埋在那儿，因此他们的名字至少会永远清晰可辨。

      其中就有亚瑟·Ｔ·格罗根。

      格罗根巴台农陵墓使弗朗西斯想起了些什么，但他又说不清是什么。他凝视着它，想知道，除了造型，它还有什么意义。他对雅典卫城一无所知，对格罗根更是知之甚少，只知道他过去是奥尔巴尼家喻户晓的一个有钱有势的爱尔兰人。弗朗西斯无法想像，老骨头如此宏伟的大理石建筑竟是古代文化、现代铸币和自我神化的美妙结合。他只知道格罗根的坟墓大得足以容纳几十具尸体。触景生情，他陷入了回忆，想起了布鲁克林区的斯多贝利·比尔·本森的坟墓。事情是这样。对了，想起来了。1908年，斯多贝利·比尔代表多伦多打左外场。弗朗西斯打第三垒。杰拉尔德死后，弗朗西斯1916年在外流浪时，他们在新堡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不期而遇，并一同搭上了南下的货车。

      比尔咳嗽不止，他们抵达该城1周后他就死了，他曾诅咒自己命短，要弗朗西斯发誓把他的尸首运到公墓。“我不想孤零零一个人前往那儿，”斯多贝利·比尔说。他一名不文，因此他的棺材是由几十个10便士硬币那样大小的铁钉固定而成的毛板箱。弗朗西斯随着棺材坐车来到埋葬地。城里的司机和助手将比尔这堆棺木停放在一些大的厚板顶上后，就开车走了。弗朗西斯站在棺材边，好让比尔适应周围的环境。“这地方不错，老兄。那边还有两棵树。”随后，太阳从弗朗西斯的身后照过来，阳光照进两块厚板条之间的开口处，照亮了下面的墓穴。眼前的景象让弗朗西斯惊呆了：一个又大又空的深坑里放着十几口设计粗陋的棺材，和比尔的不相上下。一个摞着一个，一些侧放着，还有一个立着。里面的土挖去不少，足以再放下三四十口这样装死人的板条箱。要不了几周，它们就会像堆积材一样被堆起来。“比尔，你现在一点都不用担心，”弗朗西斯对伙伴说，“那下边有好多伙伴。有他们在，你会很幸运，你随时可以睡。”

      弗朗西斯不想像斯多贝利·比尔那样被埋在多人合葬的墓里。但他也不想呆在像公共浴室大小的大理石神殿里。

      “我不介意被埋在这儿，”弗朗西斯对鲁迪说。

    “你是附近的吧？”

      “过去是。就出生在这儿。”

      “你的家人住在这儿吗？”

      “有些住在这儿。”

      “那是你的什么人？”

      “你一直问我吧，我会给你一一回答。”

    弗朗西斯认出了这座山，他的家人就埋在这儿，因为它正对着佩剑的守护天使，守护天使踮脚站在三级大理石台阶顶上，守护着锉子托比的坟墓，锉子是在1894年德拉万旅馆大火中英勇牺牲的。老作家埃德·多尔蒂从报纸上得知托比的坟墓根本没有纪念碑，便为托比购置了这个。托比的守护天使指向山下的迈克尔·费兰的坟墓，这是弗朗西斯循着守护天使凝视的目光发现的。他母亲肯定是和这个老头并排，也可能背对着他。泼妇。

    照耀斯多贝利·比尔下葬的太阳，在迈克尔·费兰下葬那天也曾照耀过。当时弗朗西斯悲痛欲绝，因为火车撞上迈克尔并将他抛出50英尺致他死命时，弗朗西斯在场。这份记忆折磨着他。弗朗西斯提着午饭桶，为他送去热腾腾的午饭。迈克尔看到弗朗西斯过来，去迎他，安全穿过正在轨道远处缓慢移动的转辙机。随后，当他回头张望时，刚好进了急驰北往的列车轨道。而列车渐渐驶近的卡嗒声恰巧被转辙机的回响声湮没了。他飞了出去，然后落向了一个破桩。弗朗西斯跑过去，飞奔到他身边。弗朗西斯想扶直他生硬的身体，但又不敢动，只好将自己的毛衣脱下来垫住父亲的头。许多人都是这样弯曲着离开人世的。

     几个铁路工人坐在约翰尼·考迪的后车厢跟随迈克尔到了家里。他弥留了两周，纽约中心车站为他登了特大讣告，赢得了最受人爱戴的“铁路领班”、“头号铁路养路工”的称号。铁路部门专门给奥尔巴尼段的所有铁路工人放了一上午假去参加葬礼。当老迈克尔上路时，有好几百人来向他永别。不可一世的妈妈从此一个人统治了房子，直到随他而去进入坟墓。弗朗西斯想，我该去掘开坟墓，爬到底下，拧断她的骨头。他记得站在父亲敞开的墓边自己掉落的眼泪。他当时就清楚地知道活着的人当中没人会记得他那天上午哭过，正如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山脚下是不是有人为托拜厄斯、伊莱萨或埃尔西哭过一样。伤心无痕，抽象的东西首先被流逝的岁月带走。

    “只要有块墓碑，我就知足了，”弗朗西斯对鲁迪说，“这样死后才不会寂寞。”

      “你要是先死，我来为你散发请帖，”鲁迪说。

     凯丝琳·费兰突然意识到一无是处的儿子居然对自己的死坦然面对，还设想着给大家发请帖。她开始对丈夫瞪起眼睛，但迈克尔·费兰的心早已跟随儿子的脚步向黄杨老树下埋葬杰拉尔德的地方而去。活着的人在预先不知道亲人埋在何处的情况下能凭直觉找到他们的坟墓，迈克尔对此总感到惊讶。弗朗西斯从未见过杰拉尔德的坟墓。他没有参加杰拉尔德的葬礼。这被圣安格尼斯居民视为可耻的行为。但他现在来了，有的放矢地走着，腿有点儿跛倒是迈克尔以前未曾看到过的，他在拉近父子之间、猝死和持久的愧疚感之间的距离。迈克尔向四邻打手势，让他们注意有人大概要改过自新。弗朗西斯朝着老黄杨走上斜坡时，这些死人都目不转睛默默地望着他。他们曾是自己已往人生历史上所犯错误和无法弥补过失的见证人。鲁迪和他的伙计拉开了一段距离，以示尊敬，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时刻。他看出，弗朗西斯心中有愧。
 

    杰拉尔德在饰有十字架的圆形坟墓里看着爸爸逐渐走近，思索着他们会面时该怎么做合适。他该赦免这个人的所有罪过？不是那一摔的罪过，那纯属偶然，而是他抛下家人的罪过，当需要坚定的美德时，他却胆怯脱逃的罪过。杰拉尔德的坟墓似乎在剧烈抖动。活着时还不会说话、临死仅掌握咿咿呀呀单音节词的杰拉尔德，死后具备了多种语言的口才。死人中间，他交流理解的本领已经达到天才的水平。他能和操着各种语言的成年居民交谈。更令人瞩目的是，他懂地里地表活动的动物的吱吱声：松鼠和金花鼠的叫声、蚂蚁和甲虫无声的信号、蛞蝓和蚯蚓滑行的信号语。他能读懂他上面老黄杨树上掉落的叶子和浆果里缓缓流动的能量。因为死得清白自制，所以杰拉尔德置了一层保护网，来防御周围的潮湿以及鼹鼠、兔子和其他穴居动物。他的网是由几根亮闪闪的银线织成，采用错综复杂、近乎透明的织法，编成一个包式吊床。不仅满足了尸体防腐的需要，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如，满头的头发——已经长到了既自然又惊人的完整地步。杰拉尔德躺在那儿，显出了孩子所特有的高贵，因为死得早，所以周身散发出极亮的光泽，皮肤是明亮的白金色，指甲呈银灰色，一头鬈发和大眼睛又黑又亮------。

    弗朗西斯没有费力就找到了杰拉尔德的坟墓。他面坟而立，想起了孩子从他的指缝滑落死去的那一时刻。他乞求时间停滞，这样他就可能在还未抱起孩子换尿布之前，有机会上吊死在煤车厢里。因为他深知这已不可能，所以他乞求儿子在墓里永远平安。说真的，这孩子在短暂的一生中，没受一点儿苦，他还没来得及感受颈骨被摔断的痛苦就死了：骤然一扭，生命便终结了。墓碑上写着：杰拉尔德·迈克尔·费兰，死于1916年4月26日。出生于4月13日，活了13天。受到宠爱的不幸儿。

      泪水从弗朗西斯的眼里慢慢流出。一滴泪落在了他的鞋面上，他上前扑倒在坟上，一手抓住了草，他想起了抓过的尿布。草闻起来有一股杰拉尔德撒的刺鼻的尿味。他惊恐中右手一捏，一滴神圣的液体滴落在他的鞋面上。22年过去了，凭着一连串的回忆，弗朗西斯至今仍能看到、听到、并感觉到事发当天的每个细节：从下班后离开车库到和邦特·邓恩在金·布兰迪的沙龙里探讨棒球，甚至和坎普·劳勒一同步行回家的所有画面。坎普·劳勒当时说，布兰迪的啤酒有一股异味，布兰迪真该清洗清洗他的啤酒桶了，还说劳勒家隔壁的小孩泰勒正在拉绿色蛲虫。如果说亚瑟·Ｔ·格罗根和斯多贝利·比尔唤起了他对往日的记忆，那么到现在那些曾忘却的形象已经变得栩栩如生、历历在目。

      “我记起了每一件事，”弗朗西斯对墓中的杰拉尔德说。“这是你死后我第一次记起来。那天下班后，我喝了四瓶啤酒。并不是因为喝醉把你掉在了地上。四瓶啤酒，第四瓶我还没喝完，把它留在了布兰迪的柜台上，挨着四脚酒桶的地方，以便我能和坎普·劳勒一起走路回家。那时比利9岁。他比佩吉还先知道你去世了。那时佩吉练习合唱还没回家。你妈妈说：‘天哪。’随即，我们俩都蹲下抢着去抱你。但当看到你的面色后，我们俩都蹲在那儿不动了。这时，比利进来看到了你。‘杰拉尔德怎么变形了？’他问。你知道，大约1周前我碰到了比利，这孩子气色不错。他想给我买新衣服。他把我保释出狱，并给了我一叠钞票。我们谈到了你。他说你妈妈肯定不会因为我把你掉落在地而责备我，还说你妈妈也绝不会在22年后告诉死者的灵魂是我给弄掉落的。她真了不起！我记得你落在了带红方格的黄色油地毡上面。你想，既然我能清楚地记得这东西，到头来我可能会忘了吗？”
      杰拉尔德默默地毅然坚持让他父亲最后表现一番，作为他遗弃家人的罪过而应受到的惩罚。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你不会知道，孩子默默地说，这些行为你非表现出来不可。通过这些行为，你会明白，那些补偿只不过能抵补这么长久以来让你蒙羞的你也心知肚明的其他罪过。完事后，你就不必因为我而寻死觅活了。

    弗朗西斯止住哭泣，试图把一小块面包从满嘴仅剩的最后两颗牙齿中间吮吸出来。他的舌头由此发出了一种啜饮的声音。正在此地觅食为过冬贮藏的一只松鼠突然惊恐万状盘旋着窜上了黄杨树。弗朗西斯将这作为他结束来访的信号。他将目光转向天空。东边的天际一大片羊毛状的白云，雪亮雪亮的，正由南向北移动着。美丽壮观的白云使天暖和起来。和风习习，日上中天。弗朗西斯不再感到冷了。

  “嘿，流浪汉，”他对鲁迪喊道，“我们找那个卡车司机去吧。”

      “你上那边干什么？”鲁迪问，“你认识埋在那儿的人？”

      “我过去认识的一个小孩。”

      “小孩？他怎么回事，死这么早？”

      “非常早。”

      “他怎么回事？”

      “他摔着了。”

    “他摔到了哪儿？”

      “他摔在了地板上。”

      “见鬼，我在地板上一天摔两次都死不了。”

    “那是你的想法，”弗朗西斯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