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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从墓地乘坐奥尔巴尼途经沃特维列到特洛伊的公共汽车去闹市区。弗朗西斯对鲁迪说：“你这流浪汉，花1毛钱吧。”他们上了车，车子像带轮的红色和乳白色相间的平面吊窗垂箱，流线型，但没有电火花，也没有摇木马舒服、雅致和富有诗意，属淘汰电车。弗朗西斯对电车的记忆就像对父亲的脸型那样熟悉，因为早些年他一直都在密切关注它们。电车主宰着他的命运，就像火车曾主宰过他父亲的命运一样，他在北奥尔巴尼车库工作多年，即使黑灯瞎火也能把电车拆开。1901年电车工人罢工期间，他甚至在电车上作业时杀了一个人。多棒的机器，但现在它们就要消失了。

    “我们朝哪儿走？”鲁迪问。

    “我们朝哪儿走你管什么？你有约会吗？你买了歌剧票？”

    “不，我只是想知道我要去哪儿。”

    “20年来，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你这话说得在理，”鲁迪说。

    “我们去救济所看看，看是不是有人知道海伦的下落。”

    “海伦叫什么？”

    “海伦。”

    “我是问她的别名。”

     “你想知道这干什么？”

    “我喜欢知道人的名字。”

    “她不止一个名字。”

    “好吧，你不想告诉我，那就算了。”

    “你说的真他妈对，那就算了吧。”

    “我们就在救济所吃饭吧？我饿了。”

    “我们可以吃，为什么不呢？我们没醉，他会让我们进去，狗杂种。前几天夜里，我就是在那儿吃的，喝了一碗汤，因为我饿得要命。可上帝，那汤都馊了。住在那儿的干瘪流浪汉，他们坐下来，吃起来像狗日的猪一样香。他们将剩下的全扔进锅里，给你吃。残羹剩饭。”

    “不过，他送了顿美餐。”

    “他送个屁。”

    “好极了。”

    “好个屁。你要听他讲道，他才给你吃。看着上年纪的流浪汉们坐在那儿，我就纳闷：你们都在做什么，坐在那儿听完他的胡说八道？可是，他们所有的人年老困顿，都是酒鬼。他们什么都相信。他们只是饿。”

    “我信仰某种东西，”鲁迪说，“我是个天主教徒。”

    “那我也是。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公共汽车沿着百老汇旧电车车轨方向朝南行驶，穿过默南茨，进入北奥尔巴尼，经过西蒙斯机械厂、奥尔巴尼毛毡厂、邦德面包店、东方药片公司、奥尔巴尼纸厂，然后在北三街停下来，搭载了一名乘客。弗朗西斯朝窗外望去，免不了会看到周围熟悉的画面。北街由起始地向运河河床、木料区、洼地、河道方向倾斜而下。布兰迪酒店仍在拐角处。布兰迪还活着吗？他是个相当棒的投球手。1912年，他代表波士顿参加球赛，弗朗西斯是代表华盛顿的球手。球赛结束后，棒球王布兰迪就开了这家酒店。来自奥尔巴尼的两位一流棒球手终归出现在了同一条街上。尼克的熟食店在布兰迪酒店隔壁，弗朗西斯不熟。在尼克熟食店的门前，戴着假面具的孩子们——有的扮小丑，有的扮小鬼，有的扮怪物——正在玩跳房子游戏。一个孩子在粉笔画的许多格子中间跳来跳去。弗朗西斯记起来，这是万圣节前夕——魔鬼敲门、死人出动的日子。

    “我过去就住在那道街地势最低的地方，”弗朗西斯对鲁迪说，随后莫名其妙地心烦意乱起来。他本不想告诉鲁迪他的任何生活隐秘。然而，整天和这个傻瓜在一起杂乱无章地给死人填土，让弗朗西斯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之间居然产生了一种默契。鲁迪，相处大约两周的朋友，现在看来好像是弗朗西斯到另一国度、一个不知所终的旅伴。他单纯迷惘、一筹莫展，像弗朗西斯本人一样茫然，只是年轻点儿，因患癌症生命垂危，整天浑浑噩噩，四处游荡，净干蠢事，一次又一次被失败弄得痛哭流涕；不过，他身上有一种对弗朗西斯的精神起激励作用的东西。他们俩都在寻找一种符合他们的地位身份和难以言表的梦想的行为举止。他们俩都十分熟悉流浪汉之间的礼节、戒律和约定。通过彼此交流，他们都相信易遭抛弃的人之间的这种兄弟情义；然而，他们伤痕累累的眼睛证明，像这样兄弟般的情义以往根本不曾存在过，他们之间这种独一无二的兄弟情义存在着那个持久的问题：我如何挨过接下来的20分钟？他们害怕禁酒主义者、警察、狱吏、老板、道德家、疯子、讲实话者和他们彼此。他们喜欢说书人、说谎者、妓女、士兵、歌手、摇尾巴的牧羊狗以及慷慨的强盗。鲁迪，弗朗西斯想，他只是个流浪汉，可谁?植皇悄兀?

    “你在那儿住了很长时间吧？”鲁迪问。

    “18年，”弗朗西斯说，“那个老水闸就在我家下游。”

    “哪种水闸？”

    “伊利运河上的，你他妈笨蛋。过去我能把一块石头从我家门口扔到运河对岸20英尺开外的地方。”

    “我从来没见过伊利运河，倒是看见过那条河。”

    “以前那条河的位置稍远。现在还是。木料区已经没了，只留下这片曾是运河的低洼地。丛林镇就建在那上面。上周，我和一个老流浪汉——我的一个伙计——在那儿呆过一夜。一条铁轨恰好从那儿经过。当年我就是沿着这条铁轨向西到代顿打球的。那年我打了387点。”

    “是哪一年？”

    “1901年。”

     “那时我才5岁，”鲁迪说。

    “现在你多大，大概8岁？”

     他们路过伊利大街那些老车库，所有车库都停满了公共汽车。那儿的建筑都换了一种不同的色彩，而且增加了不少，但街道看上去大多还像1916年时的样子。1901年的那一天，载满了工贼和士兵的电车离开车库，沿着百老汇耀武扬威地直奔闹市区方向冲去。一路上街道显得了无生气。但一到哥伦比亚和百老汇，街道就换了一副姿态：义愤填膺的罢工工人和他们的妻子跃跃欲试，在街角处将那辆汽车困在了正在熊熊燃烧的两个床单之间，那是弗朗西斯借着头顶的电线帮忙点着的。骑兵护卫着那辆电车。但每个贼头贼脑的家伙被围在两条火柱之间。弗朗西斯向后拉伸训练有素的右臂，运足气甩手将那块又光又圆、棒球一样重的石头扔了过去，石头砸碎了那个做电车售票员的工贼的脑袋。护卫队看到飞来的石头有增无减，便开始向群众开枪射击。两人被击中倒地身亡；但没有弗朗西斯，他已经朝火车道跑去，然后一路向北跑得气喘吁吁。他纵身跳进沟里，等了好久，担心他们追过来，他们却没追来，追来的却是他的兄弟奇克和他的伙计帕特西·迈克尔与马丁·多尔蒂。他们三人没有在他这儿停，而是一直向北，过了这个区的木料场，在弗朗西斯的岳父埃伦·乔·法雷尔那儿找到了避难的地方。他岳父在这家过?

    那个工贼是弗朗西斯·费兰杀的第一个人。他叫哈罗德·埃伦，来自马萨诸塞州沃西斯特的单身汉，秘密共济会员，苏格兰与爱尔兰血统，29岁，上过两年大学，是美西战争的退伍军人，却没有亲眼目睹过战斗场面，是一名巡回房屋涂料工。他在奥尔巴尼找了一份破坏罢工的工作。他坐的座位与弗朗西斯隔着通道，身穿黑色长外套，头戴司机帽。

    你为什么要砸死我？哈罗德·埃伦用询问的眼光打量着弗朗西斯。

    “不是存心要砸死你，”弗朗西斯说。

    这就是你向我扔马铃薯般大的石头把我的头砸碎的理由吗？我脑袋开花，当场毙命。

    “你罪有应得。做工贼自找的。我做的没错。”

     那你一点也不感到亏心。

“你们这些王八蛋抢了我们的工作，叫我们没法养家糊口，你们算人吗？”

    你这人的逻辑可真怪，只要是棒球赛季一开始，不仅那个夏季，而且之后的每个春季和夏季，都会遗弃自己的家人。1916年起你不是永远将他们抛弃了吗？这我明白，22年你甚至没到家看过一次。

    “原因有的是。因为扔那块石头，士兵们要开枪打死我。我不得不打球——我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我把还是婴儿的儿子掉在地上摔死了，我又无法面对。”

    胆小鬼才会逃跑。

    “弗朗西斯绝不是胆小鬼。他有自己的理由，而且是他妈的很好的理由。”

    你没有重要证据为你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

    “我有证据，”弗朗西斯大喊道，“我有证据。”

    “你有什么证据？”鲁迪问。

    “就在那下面，”弗朗西斯指向车库外的那些轨道说，“我在包厢里，只知道向北，去哪儿我也不清楚，但感觉很安全。车跑得不是很快，不然我爬不上去。当时我正在向外面看，就在正前方，我看见那个年轻人正跑得飞快，像我刚才那样，还看到两个家伙在后面追他。其中一个看上去像是警察，在开枪。停停射射。而那个年轻人只一个劲跑。我们的车赶上他时，我才看到他身后还有一个人。他们俩都向火车奔来。我扫了一眼门口四周，以防被击中。我看见第一个抓住了一节车厢的梯子，正往上爬着、爬着。他们仍在射击，该死的。为什么非要在第二个家伙赶到我所坐的那节车厢时横穿马路。他仰头向我大叫：救救我，救救我。他们那些狗娘养的在向他开枪，当然我要救他，他们也会对我开枪。”

    “你是怎么干的？”鲁迪问。

    “我匍匐着爬到车厢边，这样对方休想射中，我伸给那家伙一只手。他急忙来抓，差点儿就要抓住了，我也快把他拽住了，这时砰砰两声枪响，正好击中他的后背，就是这么凄惨，情况危急，没法往下说。那个家伙算是全完了。我滚身返回车厢里。那家伙碰巧到我这节车厢，我不知道他们俩都是囚犯，他们正在去奥尔巴尼监狱的路上，直到我们抵达白厅，我才知道。原来是在电车工人大罢工时有人扔石头砸死了一个工贼，引发了枪战，街道上这群暴动的人乱作一团，四处奔逃。押着这两个罪犯的人一不留神，就让他们给跑掉了。他们跑跑躲躲，躲躲跑跑，大约跑有3英里，和我一样。后来押送他们的人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在后面一路紧追不放。他们到最后也没抓住第一个家伙。他和我一同去了代顿，并感谢我为他的同伴所做的一切。趁着我们中途在某地的某个调车场短暂停留，他甚至还偷了两只小鸡，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我们就在车厢里煮吃。那个家伙，他是个杀人犯。在塞尔寇克杀了一名妇女，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干。被击中后背的那个家伙，他是个盗马贼。”

    “我想你参与过多起暴力事件吧，”鲁迪说。

    “要是说头破血流，我知道是怎样的滋味，”弗朗西斯说。

    盗马贼名叫奥尔多·坎姆皮昂，是来自阿布鲁齐地区特勒默镇的移民。他是到美国发财来的，后来找到了份修建巴奇运河的工作。但由于是个乡下人，他鬼迷心窍在科伊曼斯镇偷了次马，当即就被抓住，投进监狱，转往奥尔巴尼提审，在逃跑时被打中了背部。弗朗西斯从中吸取教训：人生反复无常，难以捉摸；盗窃是错误的，尤其是一旦被抓，就是意大利人也免不了挨枪子；危难时刻有人伸手相助是件极好的事儿。所有这些弗朗西斯非常清楚。因此，奥尔多·坎姆皮昂留给他最真实的教训不在理性方面，而在感性方面；因为弗朗西斯仍能记起当时奥尔多向自己伸过来的那张脸，那就像自己的脸，这或许就是弗朗西斯愿将自己置于危难中的原因：用自己的手去拯救自己的脸。奥尔多朝着敞开的车厢跑过来，弗朗西斯·费兰那只手伸出去，摸到了奥尔多勾着的右手手指。弗朗西斯弓起手指开始使劲。有了拉力。很大！最后奥尔多再也受不了，松开了手，随后又一次又一次地伸手！跳！拉，弗朗西斯，拉！上，快上！这次握牢了。这个人在半空中，飞快地攀着弗朗西斯的右手，眼看就要爬上来了。“砰”，他松开了手。“砰”，他掉了下去，滚了一下，就死了。情况万分危急。

    公共汽车在百老汇和哥伦比亚大街交汇的拐角处——那辆让人讨厌的电车被燃烧着的床单围困的地方——停下，奥尔多·坎姆皮昂上了车。他穿着白色法兰绒套服、白衬衣，打着白领带，上了美发油的头发光滑柔顺。弗朗西斯立马便明白了。坎姆皮昂的白色衣着并不是代表着清白，而是谦恭。这个人出身卑微，地位低下，犯了小罪，结果在人世间死得最可怜。在另一个世界，他们一定是送了他一身新衣服。他顺着通道走过来，在鲁迪和弗朗西斯坐的座位边停下来，向弗朗西斯伸出的手在弗朗西斯看来有些暧昧。这有可能代表阿布鲁齐人的一种问候。或者是威胁，要么是警告？也许是在表达一种迟到的感激之情，甚至可能是给予弗朗西斯这种人的一种同情。因为相对奥尔多，弗朗西斯活得又长，受的苦又多，走向死亡的步伐又缓慢。那也许是一种优雅姿态，在督促，甚至是在欢迎弗朗西斯到另一世界去。想到这儿，弗朗西斯迎着奥尔多伸出去的手又收了回来。

    “我是绝不会和死去的盗马贼握手的，”他说。

    “我不是盗马贼，”鲁迪说。

    “噢，你看起来像，”弗朗西斯说。

    这时，公共汽车来到麦迪逊大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汇处。鲁迪和弗朗西斯下了车，消失在6点钟结霜的以夜幕之中。这是1938年10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在这个无法无天的夜晚，善举总是短缺。新旧死人在这个大地上到处走动。

    教会慈善救济所旁边一块空白无草的沙土地里，一扇掌灯的窗户下面，有个人四肢伸开趴在那儿，挡住了弗朗西斯的去路。这时，弗朗西斯和鲁迪才注意到，巷子里、排水沟里，到处都是人的躯干，构成了一幅永恒的风景画：绵延不断的死人的肉体。这是一个女人，面朝下，手臂向前，两腿伸展。

    “嘿，”他们停下来时，鲁迪说，“那是桑德拉。”

    “桑德拉是谁？”弗朗西斯问。

    “桑德拉就是桑德拉。她只有一个名字，就像海伦一样。她是爱斯基摩人。”

    “你这糊涂虫。人人都成了爱斯基摩人或切罗基人。”

    “不，那是个正派女人。她以前在阿拉斯加做事，当时人们正在那儿修路。”

     “她死了？”

    鲁迪弯下腰，拉起桑德拉的一只手，握住。桑德拉将手抽了回去。

    “不，”鲁迪说，“她没死。”

    “桑德拉，那你最好离开这儿，”弗朗西斯说，“不然狗会啃了你的屁股。”

    桑德拉没动。她的头发披散着，长长的，有黄有白，缕缕发丝飘散在尘土中。她的褪色而肮脏的棉便服缠绕在膝盖后上方，露出了那双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长统袜。她在便服外面套了两件毛衣，也都是又脏又破。左脚上少了一只鞋。鲁迪弯下腰，拍了拍她的肩膀。

    “嘿，桑德拉，是我，鲁迪。你还认识我吧？”

    “嗯——”桑德拉说。

    “你好吗？你是病了还是怎么了？或者只是喝醉了？”

    “别——”桑德拉说。

    “她只是喝醉了，”鲁迪说着，站了起来。“是她坚持不住，向前跌倒了。”

    “她会冻死在那儿的。狗群会跑过来啃掉她的屁股，”弗朗西斯说。

    “什么狗群？”鲁迪问。

    “狗群，就是狗群嘛。难道你没见过？”

    “我见过的狗不多。我喜欢猫。见过好多猫。”

    “她要是醉了，是不能进救济所的，”弗朗西斯说。

     “说的对，”鲁迪说，“她醉着进，他会把她踢出来。他恨醉酒的女人，胜过恨我们。”

    “他不给需要的人讲道，他到底为什么布道？”

    “醉鬼不需要，”鲁迪说，“你情愿给一屋子像她一样的流浪汉讲道？”

    “她是流浪者，还是仅仅喝得酩酊大醉？”

    “她是流浪者。”

    “她看起来像流浪者。”

    “她一辈子都在流浪。”

    “不，”弗朗西斯说。“没有人一辈子都当流浪汉的。她以前肯定了不得。”

    “她在流浪之前是个妓女。”

    “那在她当妓女之前呢？”

    “我不知道，”鲁迪说，“她只对我说起过去在阿拉斯加卖淫的事儿。我猜在那之前她只是个小不点。”

    “说得有理。是个小不点，而不是流浪汉或妓女。”

    弗朗西斯在黑暗中看到了桑德拉丢的那只鞋，便捡回来，将鞋放在她的左脚边，然后蹲下来对着她的左耳说了起来。

    “今晚你会在这儿冻僵的，知道吗？天要下霜结冰了。甚至可能还会下雪呢。听见了吗？你应该让自己避开这寒冷的地方。听着，前两天我就睡在草丛里，天冷得要命。但今晚比那两天还要冷。手都快冻僵了，我才走了两个街区。桑德拉，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要是我给你弄杯热汤你愿意喝吗？你能喝吗？你看上去好像不能，但也许你能。喝点热汤，就不会那么快给冻僵的。也许你就打算今晚挨冻，也许这就是你要躺在这该死的地方的原因吧。你甚至不用草来挡风遮耳。露天睡觉时，我喜欢那些深草。你想来点汤吗？”

    桑德拉转过头，一只眼睛向上看着弗朗西斯。

    “你是谁？”

    “只是个流浪汉，”弗朗西斯说，“可我没醉，能给你弄些汤。”

    “给我来杯酒吧？”

    “不行，我没钱买酒。”

    “那就要汤。”

    “你想站起来吗？”

    “不，我在这儿等。”

    “你会弄得满身灰尘。”

    “没事儿。”

     “不管怎么说，”弗朗西斯说着，站了起来。“可要当心那些狗。”

   鲁迪和弗朗西斯一离开，她呜呜哭了起来。夜空漆黑，寒风刺骨。弗朗西斯承认他对桑德拉的说教都是徒劳。谁会对睡在野草丛中的弗朗西斯说教呢？可这改变不了她进不去取暖的事实。只是因为喝醉，而不是不冷。

    “只是因为喝醉，而不是因为你不冷，”他对鲁迪说。

    “对，”鲁迪说，“这是谁说的？”

    “我说的，你这傻瓜。”

    “我不是傻瓜。”

    “那你看起来像。”

    救济所里传来一个业余组织者狂热的、咄咄逼人的声音和几句赞美可爱的老耶稣的话。没有他，我们大家会身落何处？是切斯特牧师和穿着短袖、坐在小教堂前排的折叠椅上的那6个男人的声音。切斯特牧师一只脚天生畸形，身高体胖，白发零乱，始终红光满面，这是他多年以前喝威士忌酒落下的。他站在讲经台后面望着大约40个男人和1个妇女。

    海伦。

    弗朗西斯一进来，就看见了她，认出了她偏戴在左边的贝雷帽，还有她的黑色旧上衣。她没有像别人那样手持赞美诗，而是抱臂坐在那儿，公然抵制着切斯特那样的卫理公会教徒的感化；因为海伦是天主教徒。

    “耶稣，”布道者和穿短袖的信徒们唱道，“你驱除我们的恐惧，止住我们的悲伤，让音乐在罪人们的耳边回荡，赐予生命、健康和安详……”

    切斯特牧师剩下的7/8教徒，男人们躲在大衣里，有帽子的，将帽子塞在膝间，蓬头垢面，胡子拉茬，愁眉苦脸，缄默不语，或者是敷衍了事咕哝着歌词，要么是已经打起了盹儿。歌声继续：“……他打破罪恶的牢笼，拯救了囚徒；他的血能涤清最肮脏的灵魂。”

    弗朗西斯又一次闻到了自己身上挥之不去的臭味，意识到从早晨起，这股味就不断增强。劳动一天流的汗水味、干结在手上和衣服上的泥土的酸腐味，都附着在他身上，越发扑鼻难闻。当他扑倒在杰拉尔德的坟上时，腐烂生命的气味扑面而来，差点儿让他窒息。

    “听见了吧，你们这些聋子；你们这些哑巴，用你们松动的舌头赞颂他吧；你们这些瞎子，看着救世主到来吧；还有你们这些瘸子，欢呼雀跃吧。”

    切斯特牧师隔着讲经台倾身看着今晚参加聚会的人们。他们中间一如往常，有好人，他们其实是一些正直的失业者。这种人只不过是教会救济所的匆匆过客。在他们看来，布道者只会为长途跋涉的人们乞求好运、祷告和提供一顿饭食。而另一部分人才是布道者的真正目标：嗜酒如命的人，疲惫不堪、失魂落魄、疯疯癫癫的人，好运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一条康庄大道、一个能引导他们通过地狱和炼狱痛苦日子的导师和向导。带来福音、光明可是当今一场伟大的斗争，因为信仰沦落，反基督教的人数扶摇直上。有人预言说越来越少的人信仰《圣经》中的《马修记》和《启示录》，违法、堕落和自我放纵的行为与日俱增。世界、光明、歌声，将会很快消亡。我们无疑是在目睹世界末日的来临。

    “迷惘，”布道者说，期待福音在那些受伤的大脑圣地回响。“噢，迷惘，永远迷惘。迷惘的男男女女，一筹莫展。谁会把你们从懒惰中拯救出来？谁愿意在途中救济你们？耶稣会！耶稣会送！”

    布道者尖声喊着“送”这个词，惊醒了一半的礼拜会众。打着盹的鲁迪左臂惊慌失措地抖动了一下，顿时睡意全消。弗朗西斯的赞美诗也让他给碰掉了。书哗啦一声掉在了地上。切斯特牧师和弗朗西斯四目相对。弗朗西斯点点头。布道者回敬他一脸坚毅冷峻的微笑。

     随后，布道者以《圣经》中的《八福》作为他的主题。赐福给精神贫乏的人，因为灵魂是他们的天堂。赐福给温顺的人，因为他们将继承土地。赐福给哀悼者，因为他们将需要安慰。

    “噢，是的，你们这些贫民窟的流浪汉，我们大家居住的永恒之城穷街上的兄弟们，别为情绪低落而悲伤；别害怕这个世界，因为你们有温顺的性情；别以为你们哀悼的眼泪只是枉然，因为这些东西正是通向天国的钥匙。”

    那些人很快又进入了梦乡。弗朗西斯决定洗掉脸上和手上的死人气味，然后再向切斯特要双新袜子。给一贫如洗的醉汉们分发袜子是切斯特最幸福的时刻。还有给饥饿的人东西吃，给清醒的人衣服穿。

    “你们想心神安宁吗？”布道者问，“今晚这儿有人想要一种不同的生活？神说：来吧。你愿意遵照他的指示跟随他吗？你愿意现在站起来吗？来前面，跪下，我们来谈谈。现在就行动，以获得拯救。快。快。快！”

    没人动。

    “阿门，兄弟们，”布道者恼火地说着，离开了讲经台。

    “趁热，他妈的，”弗朗西斯对鲁迪说，“我们弄汤去。”

    随后，人们冲向桌子，响起了救济所热心的志愿者们倒咖啡、舀汤、切面包的声音。弗朗西斯找到了皮威——一个好老头。他代切斯特管理救济所。弗朗西斯向他替桑德拉要了杯汤。

    “该让她进来才对，”弗朗西斯说，“她在外边要冻僵了。”

    “以前她进来过，”皮威说，“他不愿让她呆。她真的喝醉了，你了解他。汤他倒不在乎，可就是千万别说汤是送到哪儿去的。”

    “秘汤，”弗朗西斯说。

    他拉着鲁迪一起把汤带出了后门，穿过空地，来到先前桑德拉躺的地方。鲁迪帮她翻过身来，让她坐起。弗朗西斯把汤送到她的嘴边。

    “汤，”他说。

    “噢，”桑德拉说。

    “喝了吧，”弗朗西斯将杯子放在她的唇边，向她的嘴里倒。汤从她的下巴滴落下来。她一口都没咽。

    “她不想喝，”鲁迪说。

    “她想喝，”弗朗西斯说，“只是因为不是酒她不喝。”

    他又试了一次，这次桑德拉咽了点儿。

    “我刚才在里边睡觉，”鲁迪说，“想起桑德拉曾想当护士。或者以前就是一名护士。说的对吗，桑德拉？”

    “不对，”桑德拉说。

    “不对，那是什么？是想当护士还是就是护士？”

    “是医生，”桑德拉说。

    “她想当医生，”弗朗西斯又给她灌了些汤说。

    “不，”桑德拉推开汤杯说。弗朗西斯放下杯子，急忙将那只烂鞋套在她的左脚上。他抱起她，她轻如鸿毛。他将她抱到了救济所的墙边，以坐姿放好，让她背靠墙壁，稍微避了点风。他徒手擦去她脸上的灰尘，端起汤，又喂了她一口。

    “是医生想要我当护士，”她说。

    “可你不想当，”弗朗西斯说。

    “我想。可他死了。”

    “啊，”弗朗西斯说，“情人？”

    “情人，”桑德拉说。

     返回救济所里，弗朗西斯将杯子还给皮威，皮威将杯子倒空，放进了水池。

    “她好吗？”皮威问。

    “很糟，”弗朗西斯说。

    “甚至救护车也不会搭载她，”皮威说，“除非她流血而死。”

    弗朗西斯点点头，去了卫生间。他洗去手上桑德拉的灰土和自己的臭味，洗了洗脸、脖子和耳朵；完后，逐一又洗了一遍。他漱了漱口，用食指擦了擦牙齿，将头发打湿，用九个手指梳理了一下，尔后用墙上挂的湿毛巾擦拭干。待他端着汤和面包在海伦的身边坐下时，已经开始有人陆续离去。

    “你躲哪儿去了？”他问她。

    “你这么关心别人的去向。我3次都有可能死在街上，而你却对此一无所知。”

    “你出走时像个疯女人又是大叫又是跺脚，我能怎么样。”

    “你花光了我们挣的每一分钱，谁跟你在一起会不疯，你脑子有病，弗朗西斯。”

    “我有钱。”

    “多少？”

    “6块。”

    “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在公墓整整干了他妈的一天，往墓里填土。卖力干活。”

    “弗朗西斯，你真干了？”

    “我是说干了整整一天。”

    “那可太好了。你酒也不贪，也能吃了。”   

    “滴酒不沾，甚至烟也不抽了。”

    “噢，真让人高兴。我为我的好男儿感到非常自豪。”

    弗朗西斯狼吞虎咽地喝光了汤。海伦微微一笑，呷完最后一口咖啡。现在，人已经走了一大半。弗朗西斯对面的鲁迪仍在心不在焉地吃着。皮威和富有同情心的志愿者们收拾碗碟端到厨房。布道者喝完咖啡，大步走到弗朗西斯身边。

    “很高兴看见你还是这样挺拔，”布道者说。

    “还行，”弗朗西斯说。

    “你好吗，小女士？”他问海伦。

    “我快乐极了，”海伦说。

    “我想，你要是愿意，我有份适合你做的工作，弗朗西斯。”布道者说。

    “我今天在公墓干了一天。”

    “好极了。”

    “在我看来，挖土可不算好差事。”

    “也许这份好些。破烂王老罗斯坎今天到这儿来找帮手。我有时给他介绍人，我就想到了你。要是你严格戒酒，兴许你还能攒上一笔可观的钱。”

    “破烂王，”弗朗西斯说，“具体干什么？”

    “坐着车走门串户。罗斯坎一个人收购破布、瓶子、旧金属、废旧品、报纸，垃圾不要。马车他得亲自来赶，但他业务大了，需要一名身强力壮的帮手。”

    “他住在哪儿？”

    “格林大街，大桥下面。”

    “我会去找他的，非常感谢。另外，要是你能免费送我一双短袜，我同样表示感谢。我那双完全烂掉了。”

    “多大号？”

    “10号，不过9号或12号也行。”

    “我给你取10号的。好好坚持干，弗朗西斯。很高兴看到你也不错，小女士。”

    “我很好，”海伦说。“非常非常好。”他走开后，她接着说道：“他说我不错，这很好。我真的不错，不需要他来告诉我不错。”

    “别跟他作对，”弗朗西斯说，“他还要给我袜子呢。”

    “我们去喝几罐？”鲁迪问弗朗西斯。“找个地方睡一觉？”

    “几罐？”海伦问。

    “那是我早上说的，”弗朗西斯说，“不，没有罐子。”

    “6块钱我就能搞一个房间，还能把手提箱拿回来，”海伦说。

    “我不能把6块全花了，”弗朗西斯说，“我还得给律师一些。

    我打算给他两块。毕竟，他给我找了份工作，我还欠他50呢。”

    “你打算在哪儿睡？”海伦问。

    “我找了个地方。”

    “芬尼的汽车？”

    “不，不是芬尼的汽车。我不会再到那儿呆了，这你知道。我绝对不会再在那辆车里过夜了。”

    “那你去了哪儿？”

    “你睡的哪儿？”

    “我睡在草丛里，”弗朗西斯说。

    “那我找到了一张床。”

    “该死的，哪儿，在哪儿？”

    “杰克家里。”

   “我还以为你再不喜欢杰克，也不喜欢克拉拉了呢。”

    “他们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类人。可当时我需要一张床，他们给我提供了。”

    “言之有理，”弗朗西斯说。

     皮威端着第二杯咖啡走过来，坐在海伦的对面。皮威秃头，体胖，一天到晚嚼雪茄，从不点上。年轻时候，他给人理发，靠辛勤劳动和精湛技术维持生活。后来，他妻子取走他们银行的全部存款，毒死皮威的狗，和被他解雇的理发师私奔了。从那时起，皮威就开始喝酒，流浪街头。然而，梳子和剪刀他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以此证明他的才干并不只是一个流浪汉的空想。他给别的流浪汉们理发收15分钱，有时5分钱。他在救济所里仍给人理发，现在免费。

    1935年，弗朗西斯返回奥尔巴尼第一次碰见皮威，他们在一起喝了1个月的酒。只过了几周，当弗朗西斯为参加民主党员的投票选举而重新返回奥尔巴尼时，他再次遇见了皮威。那次5块钱一选票，他投了21次，然后州警察找到他，结果使他成了奥尔巴尼政界的一个名人。到当时为止，警察们已经付给他50块，还欠他55块。这笔欠款也许他永远拿不到了。弗朗西斯第二次遇见皮威时，皮威戒了酒，而且精力充沛，替切斯特照管救济所。如今他内心平静，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边喝杜松子酒边唱歌的酒鬼了。弗朗西斯仍能感受到他身上好的事物，可现在认为他是个感情的瘸子。

    “你知道谁在《金丝笼》中出演了吗？”皮威问弗朗西斯。

    “我没看报。”

    “奥斯卡·雷奥。”

    “你是说我们那位奥斯卡？”

    “是他。”

    “他在做什么？”

    “唱歌的酒吧招待。怎么落到这个地步？”

    “是以前常在广播上唱歌的雷奥·奥斯卡吗？”海伦问。

    “就是那家伙，”皮威说，“他狂喝滥饮，把前途给葬送了，落得身无分文，现在酒吧当招待。至少他还活着，纵然今非昔比。”

    “皮威和我同他在纽约喝得天昏地暗。有两三天，对吧，皮？”

    “可能有1周，”皮威说，“我们谁也跟不上节拍。他唱的曲子数不胜数，凡有钢琴的地方就由他演奏。他是我见过的最懂音乐的酒鬼。”

    “我过去经常唱他的歌，”海伦说，“《印度斯坦情人》和《小乔治是我的苹果馅饼》，还有一首欢快的民歌，《和你在桃树下》。他写的歌曲美妙、惬意。我开口一唱总是他的歌。”

    “我不知道你还唱歌，”皮威说。

    “噢，我当然唱歌，而且钢琴我也弹得很好。父亲去世前，我一直在接受古典音乐的教育。当时我在华沙。”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去了华沙，”鲁迪说。

    “你他妈的笨蛋，”弗朗西斯说。

    “是到那儿演讲。我在报上看过。”

    “可能吧，”海伦说，“人人都乐意到华沙演讲。那可是世界上三所最好的学校之一。”

    “我们应该过去看看老奥斯卡，”弗朗西斯说。

    “我不去，”皮威说。

    “不去，”海伦说。

    “什么不去？”弗朗西斯说，“你担心我们进去打声招呼，酒瘾就会上来吗？”

    “那我倒不担心。”

    “那我们就去看他。奥斯卡这人很好。”

    “你想他会记得你吗？”皮威问。

    “兴许。我记得他。”

    “我也一样。”

    “那我们走吧。”

    “到那儿我可什么也不喝，”皮威说，“我有两年没到过酒吧了。”

    “他们有姜啤酒。你允许喝姜啤酒吗？”

    “我希望它不贵，”海伦说。

    “跟你喝的一样，”皮威说，“一般价。”

    “很高贵吗？”

    “它是一种老式混合酒，但总流向贫民窟。是买卖的一半价。”

    切斯特牧师欢快地从房间那头走过来，塞给弗朗西斯一双灰色羊毛短袜，嘴角愉快地翘起一弯新月，宽阔胸膛因行善而上下起伏着。

    “试试看是不是合脚，”他说。

    “谢谢你，”弗朗西斯说。

    “它们非常暖和。”

    “正合我需。我别无所求。”

    “戒酒好。今天你的气色不错。”

    “只是万圣节戴的假面具而已。”

    “别贬低自己。要有信念。”

    救济所的门开了，门框里站着一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他戴着双光眼镜，身穿小两号的蓝大氅，一头橘红色的头发就像牛舐过的田地一样。他一只手握在门的球形把手上，笔直地站在室内的吊灯下，连个影子都没投下。

    “关住门，”皮威嚷道。年轻人跨进来，关上门。他站在那儿，打量着救济所里所有的人。他的脸犹如一只破碟子，眼睛像兔子一样惶恐不安。

    “他就是这样，”皮威说。

    布道者迈步朝门口走去，在距离年轻人几英寸的地方站定，一边打量他，一边嗅着他。

    “你醉了，”布道者说。

    “我只喝了两杯。”

    “噢，不对，不止两杯了。”

    “老实说，”年轻人说，“两瓶啤酒。”

    “啤酒钱哪儿弄来的？”

    “一个家伙把欠我的钱还给了我。”

    “是你乞讨的吧。”

    “不是。”

    “你是个流浪汉。”

     “牧师，我就喝了一杯。”

    “收拾你的东西。我告诉过你，对此我不会再忍第3次。亚瑟，把他的手提箱拿来。”

    皮威从桌边站起来，爬上楼梯。楼上那些房间里住着少数生活无着的人。布道者曾邀请弗朗西斯暂时住下，条件是能戒掉酒。在这儿他会有整洁的床铺、干净的衣服、一日三餐和温暖的房间。厨房里的志愿者们停下手中的活，同情地望着他们这些有前途的年轻人中间的一个被驱逐的场面，神情庄重。皮威提着一只手提箱走下来，将它放到了门边。

    “皮，给我一支烟，”年轻人说。

    “没有。”

    “那就卷一支。”

    “我说了我没烟草。”

    “噢。”

    “小莱德，现在你得离开，”布道者说。

    海伦站起来，走到小莱德身边，将一支烟放到他手里。他拿着烟，一声没吭。海伦划着火柴，为他点上，然后又坐了回去。

    “我没地方去，”小莱德将烟吹过布道者那边说。

    “喝酒之前你就该想到。你是个固执的年轻人。”

    “我没地方放那个箱。我还有铅笔和纸在楼上。”

    “东西就放这儿吧。等你戒了酒说话理智后，再来取铅笔和纸吧。”

    “我的裤子还在楼上。”

    “它会完好无损的。这儿没人会动你的裤子。”

    “我可以喝杯咖啡吗？”

    “如果你能找到喝啤酒的钱，就能找到喝咖啡的钱。”

    “我能去哪儿呀？”

    “我难以想像。酒戒了再回来，兴许你有饭吃。现在走吧。”

    小莱德抓住门把手，打开门，往外走了一步，然后又退了回来，指着他的手提箱。

    “我的香烟在里边。”他说。

    “那就拿你的香烟吧。”

    小莱德解开束着手提箱的带子，翻寻出一盒骆驼牌香烟，然后扣上带子，站了起来。

    “如果我明天回来……”

    “要看你明天的表现，”布道者说着，上去抓住门把手，一把拉开，将小莱德推进了夜幕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