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容易使人陷于事务，闲慵往往令人产生倦怠，欢愉的时刻总觉短暂，失望的境地让人窒息。随着时光的稀释、岁月的风化、经历的隔阂、衰老的侵蚀，曾经的惊心动魄、曾经的刻骨铭心、曾经的悲欢离合、曾经的恩怨情仇，都在满仓的脑海中逐渐趋于淡出、淡出，乃至消失、忘却、湮灭。所谓人生如梦、往事如烟，所谓大彻大悟、荣辱不惊，对于行将或已经步入老年的人来说，当深有感悟，其中的深意绝非未经历者所能解。
然而，在我接到扎兰屯市政府办公室董联声同志的邀稿电话的一刹那，心中久已封存的刺痛感被顿时激活，四十多年来一些早已有意无意间被遗忘的印象，竟又一一钩沉浮现。苦涩，欢娱，刺痛，若失，欣慰，沉重，感慨，……，如五味杂陈，涌上心头。看来，每个人都有令其终生难以忘却的事情，哪怕已经时隔久远，一旦受到某种触动，立刻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有些甚至形象非常清晰,感受非常强烈。我想，对于每一个曾经的知青来讲，上山下乡是他们人生的巨大拐点，必定难忘，终生难忘！
在此，我怀着感恩之情，对自己六年半的农村知青生涯作一散忆，作一反思。
一
1966年6月，“文革”风暴骤起，当时我正读高中一年级(68届高中生)，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非常不理解，尤其对许多激烈的极左做法，如在马路上剪人衣服或头发、抄家、焚书、“打、砸、抢”等现象，非常反感，就此在私下里发表些不满的议论；同时又传播了有关江青在三十年代婚姻问题方面的一些言论，致使在1968年被批斗，直到1969年4月，宣布对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历时一年。我认为自己当时对文革的不满，实在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无知，而不是有什么高度的政治觉悟或先见之明，事实上有时我自己也深受“左害”，看问题也有极左的时候。
被“处理”后，我立即面临上山下乡，恰逢当时有一批要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插队，我别无选择，只能“自愿”报名，到内蒙去。可以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我是一个消极的被裹挟者。
报名后，马上被批准，与别人一样，有关部门组织人敲锣打鼓将批准下乡的大红喜报送上我家门、张贴在大门口，还发放了“知青服”——一套草绿色的棉军大衣、裤。从那一天起，我母亲就一面几乎整天暗暗流泪，一面为我准备行装。
5月7日下午，我们从上海北站出发去内蒙。
那天，北站的站台上人山人海，人声喧腾，夹杂着哭泣声。我父亲、班主任老师、几位同学前来送行，我强颜欢笑，劝慰父亲，与老师、同学一一道别，然后登上火车，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要他们回去。然而谁都没走，等待着火车开动。终于，车站的铃声响了，列车开始启动。刹那间，一个令人震撼的场面出现了：刚才还被压抑的情感一下子爆发出来，站台上所有送行的亲友都挥着手、放声痛哭，列车上下一阵哭声，一阵强烈的、撕心裂肺的哭声，淹没了尖叫的汽笛声，响彻北站的上空！当时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唐代诗人杜甫《兵车行》中的诗句：“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这个离别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时至今日，每忆及此我仍不禁热泪盈眶！
然而当时我没哭，我不愿让亲友看到我哭泣、看到我软弱，只是从窗口伸出头去笑着向亲友们挥手告别。随着列车的慢慢启动，站台上有人追逐着列车跑动，列车越来越快，终于将亲友、将站台抛在了身后，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我回到座位上，这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不禁潜然泪下、泪流满面。是的，从这一刻起，我就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父母，离开了所有我所熟悉的老师、同学、朋友，离开了已生活二十年的上海！也许今后一辈子都不能回来了！而对要去的内蒙古，我是一点都不了解，这节车厢里的同伴我一个不认识，而我身上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在这个欢乐的知青群体中我是个孤独的另类，等待我的是完全陌生的、命运难卜的环境，甚至可能是对我充满敌意的、全方位全天候监督的环境，不知道今后的日子将怎样渡过？！徬徨，无奈，忐忑，惴惴不安，矇眬绝望，莫名恐惧，……就是当时心境的写照。
对于这段离乡过程，我在1998年自己五十周岁生日前后写的一组诗《五十回首》（共五十首）中，曾有这样的回顾：
“报名赴内蒙，边寨求扎根。终日见林草，盼能远嚣尘。”（第十九首）
“难忘五月七，站台满人烟。汽笛一声鸣，哭号震云天。”（第二十首）
“壮言别亲朋，笑颜慰老父。挥手行渐远，无声泪如雨。”（第二十一首）
二
我们乘坐的是知青专列，硬座车厢，但我们去内蒙呼伦贝尔的只有一节车厢100余人，其他车厢的知青都去黑龙江。火车过长江，是经南京-浦口的火车轮渡摆渡过江的，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建成。半夜了，许多人都趴在车厢的桌子上睡了，我没有睡意。有一个女生给我印象很深，她是70届初中学生（当时70届还未“毕业”，可能还未满16岁，从理论上讲还未轮到他们上山下乡，但有些较为积极的学生则主动要求下乡），胸前挂了个直径足有20多厘米的大大的毛主席像章，半夜醒来后，直嚷嚷“睡得真香，好像睡在钵头（上海方言：瓦罐）里一样。”就是这么一个积极要求提前下乡的、稚气未脱的女生，到农村后两年多便与农村青年结婚，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在农村务农；有一次我领着扎兰屯文工团去农村演出，到了她所在的村，经打听，人说“小上海还在”，于是我特意去看望她。因为她是八队的知青，下乡后我再没见过她，对她一点不熟悉，唯一的共同点是“当年同一列车来的知青”。但乍一见面都认不出来了，她又老又瘦又黑，饱经风霜，纯粹一个农村老太太，跟当年火车上完全两个模样，根本看不出上海姑娘的影子。她跟我谈起了农村的生活，谈到帮别人干农活挣钱，谈到将大女儿送往上海后托人找工作，还想多挣钱把三个女儿全部送回上海，等等，几乎不停口。她是真正意义上的“扎根农村”了！我无法猜测她内心的真实感受，也许她是用不停的话语来掩饰内心的痛苦，不想在我——虽然原来素不相识却是同来的同学面前流泪。但我绝不愿揭开她心灵深处的创伤，只能强忍着眼泪宽慰她几句而已，我知道这种廉价的宽慰是虚伪的、没有丝毫用处的，可又能讲什么呢？前后只是短短十多分钟，我便急着“逃”走了。又是十七八年过去了，不知她现在是否还在扎兰屯农村？抑或回上海了？我真诚地希望她能有个幸福的晚年。这已是后话。
第二天晚间到达沈阳后，我们的车厢被摘下，挂到去齐齐哈尔的普通列车后面，到齐齐哈尔后又挂到去海拉尔的列车后面。到达扎兰屯时，已是第四天凌晨，我们车厢有一半人在此下了车，我也在其中；车厢中另一半人则继续北上，他们是去鄂伦春自治旗（南屯）插队的。
来接站的是旗知青办的刘兴旗（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任扎兰屯市副市长）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帮助我们上了卡车，将我们送往作为临时中转点的布特哈旗敬老院。途经师范学校时，告诉我们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武斗，“火烧师范楼”。到了敬老院，安排我们休息。记得临时发给每人2个草垫，铺在地板上，权当床铺，然后我们打开自己的行李，铺在草垫上，开始学习。按那时的规矩，学习前必先全体起立，每人右手握着《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然后一次次高举《毛主席语录》，山呼“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接下来是背诵《毛主席语录》中的若干经典条目，背诵“老三篇”，然后才是正式学习，大家表决心、谈感想。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家的决心、感想当然是千篇一律的豪言壮语，诸如“永远扎根农村、扎根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把农村建成毛泽东思想的红彤彤的新世界”等等。到中午开饭，吃的是白面馒头、猪肉粉条，伙食出乎我们意料的好。当时我就想（后来不少人讲，他们也在这样想），如果插队的地方条件也这样，就很好了！
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令我震惊的事情。我们来的这批人（共51人）中，有几个在上海有较深的“流氓习气”，为了让他们今后“老老实实”，知青领导们组织了一批身强力壮的男知青，把那些有“流氓习气”的人一个个叫出来，逐一痛打了一顿，直到他们个个求饶，保证今后老实做人，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很害怕，因为我身负政治包袱，会不会也来“收拾”我？幸好，没点到我。相反，在当天的联欢会上，我用小提琴演奏了一曲《新疆之春》，博得了大家好评。
三
几天后，大约是5月14日，我们分坐三辆大卡车，奔赴成吉思汗公社大甸子大队第一、第八、第十生产队。沿途所见，地存零秸残稭、山被凋木枯草，甚或裸露黄沙白地，颇显荒凉，全无江南一派葱郁青绿生机勃勃气象。我觉得自己的心也越来越沉重。
我是到一队的，一行共计16人，13个男生、3个女生，分别来自杨浦区的6个学校，组成一个“集体户”。与我同校的另有5人，1个68届初中生、4个69届初中生，无一是我认识的。
一队是大甸子最小的生产队，号称“小一队”，全队共13户、72口人、404亩耕地，而我们来了16个知青，对这么个小小的生产队无疑出了个难题。但老乡们（我们是这么称呼当地农民的）对我们充满了希望，我们到达时，几乎全体社员夹道欢迎。我看到，全队共计十三、四座草房，而最新的一排4间宽的大草房则是为我们盖的：西面一间女生住，东面两间男生住，中间一间伙房；房前已经矗有一个很大的柴禾垛。生产队长唐广仁，副队长姓张，会计郭凤池，和众社员引领我们进入新居，然后在队部开了个简单的欢迎会。农村人显得苍老，我在队部第一次看见个满面胡子的黑脸大汉在院子旁的井口打水，出于礼貌，我叫了声“大爷”，乐得他哈哈大笑，原来他才30来岁。会后，大家一起在队部吃午饭，也就是“接风”吧。队部灶上的两口大锅满满的，分别是大馇子芸豆（当地叫大豆）饭和猪肉炖粉条。后来我们知道这已是农村力所能及的最高规格礼遇了，但当时我们一点都吃不下：第一次吃大馇子，第一次吃东北大粗粉条，不习惯；加上此地比我们许多人想象的更荒僻，心理尚不适应。因此只是蜻蜓点水般象征性地吃了些。当地社员们当然吃得很香，两大锅饭菜不一会便吃得精光。
当天我们将行李铺好，做些个人准备。队里已为我们备好了一个月的粮食和生产工具，次日我们就开始参加生产劳动。
四
到农村后，生活第一关是吃。
关键是主食，一是要学会吃粗粮，二是要能吃饱。
由于在上海吃的基本上都是大米，偶尔也吃馒头、包子、面条、馄饨之类面食，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也少量吃过地瓜，却从来没吃过玉米、高梁米。到内蒙后，一日三餐的主食恰恰是玉米：大馇子（掺芸豆）、玉米面。开始时胃肠不适应，尤其是大馇子，吃了以后胃疼。再疼也得吃呀！好在那时年轻，适应能力强，一个星期后，我的胃肠就适应吃大馇子、大饼子了；但对于高梁米饭则始终不适应，吃第一顿尚可，连续再吃第二顿便胃痛。好在我们基本不买高梁米。
参加劳动后，饭量大了，粮食短缺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了，终于成为了头号大问题。
照理讲，社员们口粮比我们少，每个劳力一年分得皮粮400斤，经碾制后折成品粮约350斤，儿童还要少些；我们每人每月成品粮41斤，一年成品粮492斤，远多于社员。如果有吃不饱的，也应该是社员们吃不饱，怎么反而是我们吃不饱，什么原因呢？一是我们一开始吃不惯粗粮，也做不好饭，浪费较大；二是社员家冬天农闲少吃，省下来放到夏天农忙多吃，忙、闲搭配开，我们乍一到就赶上夏天农忙，劳动强度大，却没有粮食积累，因此不够吃；三是菜肴单调且油水少，肚子里油水一少特别容易饿；四是我们全都20来岁，正是生长发育的旺盛期，能量需求特别大。
刚开始劳动强度稍低，大家还都挺得住，可到了夏锄铲地时就实在饿得受不了：早上三、四点钟日将出而起床，吃个玉米面大饼子就下地，七、八点钟“歇气”，社员们回家“垫粑垫粑”，而我们即使回家也无食果腹，只能在地头休息，等到再干活就没力气了；到晌午回家，早已饿得前肚皮贴后脊梁了，忙不迭地狼吞虎咽地吃下本来就不多的午饭，休息以后，午饭早已消化掉，肚里空空了；下午干活时间又长，一点多钟开始干活，到三点多钟歇第一气，再干到六点钟歇第二气，然后一直干到八点来钟太阳下山，这样饿着肚子下午怎么能挺住？在那个年代最缺的就是食物，主食、副食，什么食物都缺。大家各自把从上海带来的食品充饥，什么挂面、年糕片、炒面粉，倾其所有，不几天就囊空袋尽。怎么办？一方面向旗、公社知青办申请粮食补助，另一方面提倡发扬长征精神，挖掘野菜补充食物之不足。我记得不少人在地头歇气时去挑割芩茉菜，那是社员们割了喂猪的野菜，我们则把它用水焯一焯、拽干、蒸熟，代主食。可以想象，在那时候什么玉米面、大馇子，就是最好的食物了！比在上海吃大米饭还要香！顺便提一句，近几年我回扎兰屯探亲，据介绍，芩茉菜作为野菜、绿色食物，是酒家、饭店招待宾客的佳肴，深受食客欢迎，当年我们摘采来充饥的、喂猪的野菜，已经身价百倍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夏天农村吃饭还有个问题：苍蝇太多！每当饭做好了，锅盖上停着密密麻麻一厚层苍蝇，这些苍蝇中必定有许多曾在厕所粪坑里叮过！真是恶心人！可是赶不开，哄不走，用蝇拍打不完！由于伙房有热气，连冬天也有少量苍蝇存活。我们戏称伙房是“飞机场”，却着实对苍蝇无可奈何。另外老鼠多，多得令人头皮发麻，晚间会有老鼠跳上炕，爬到人身上。有一次，在咸菜缸里发现了一只硕大的死老鼠，不得不把整缸咸菜倒掉，而以前爱吃咸菜的人则恶心不已。
后来上级特批一些粮食给我们，总算渡过了第一年夏秋的难关。以后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也像社员们一样忙、闲搭配，加上做饭、做菜的水平也提高了，大家也格外珍惜粮食，再也没发生过“粮荒”。
珍惜粮食的习惯我保持至今。现在我每天中午在食堂吃午餐，宁可少点一个菜，也要把饭、菜全吃光，决不浪费。
副食也很重要。农村的副食比较单调：夏、秋季新鲜蔬菜为主，冬天则是靠储存在地窖里的白菜、土豆、萝卜，有时还来点粉条，偶尔买点猪肉或牛羊肉。总之，荤菜比较少。尤其冬天，土豆白菜、白菜萝卜、白菜粉条，翻来复去这几样。最盼过年，我们集体户自己杀猪，伙食能大大改善，这一、二个月是最美好的。有时队里社员家杀猪、宰羊，我们也去买一些。但社员家平时杀猪、宰羊的并不多。副食再差，也得坚持吃，否则干不动活。由于副食差，肚里油水少，结果饭量大。多少次了，我们回上海探亲，回到家里一顿饭要吃三大碗，而且把肉、鱼之类扫个精光，看得父母直掉泪。
五
吃完以后，自然要“拉”，别小看这个“拉”，对于从上海来的学生们，又实在是个令人难堪的问题。
在上海，无论家庭条件如何，用马桶、抽水马桶，都是以坐便为主，用手纸，且注意私密性。可是到了农村，一切从简：在住房后面搭了简易厕所，挖个坑，搪上两块木板或两根木棍供落脚，四周略加遮蔽，中间稍加间隔，便是男女厕所了。于是如厕就成了谁都不愿去，却又不得不去的苦事。
一是不安全，尤其黑天，不打电筒不敢去，生怕一不小心掉下去。二是生怕一不小心男女生相遇，虽说中间有间隔，可这个间隔非常简陋，两边便溺之声悉数不漏，声声入耳，因此同时用厕非常难堪。有时黑天男生在厕所大便，隔壁急匆匆进来个女生，男生便不敢吱声，一直到女生便完走后才敢出去。三是不干净、不卫生，到了夏秋更甚，粪坑里尽是蛆，看了令人头皮发麻，还有大群苍蝇叮人脸、叮屁股，驱赶不尽，极为恶心。如果是雨后，粪坑里粪水横溢，蹲在上面大便，粪水一溅就是一屁股，连裤子都沾满粪水，狼狈不堪。
至于在地里干活时要大小便，就更简单，无论男女，找个离人远的地方，或站或蹲，就地解决。然而社员们不用手纸，而是“就地取材”，大便完毕或用树枝、或用稭秸，在屁股上一刮完事。知青们则坚持用手纸，手纸不够了，就用报纸。一直到最后离开农村，都是如此。
六
在住的方面，困难相对小些。女生是3人一间，都睡南炕，北炕放着她们行李箱子和集体户的粮食；男生是13人两间打通一大间，分别睡南、北大炕，行李箱子是各自放在自己卧处的侧旁。由于炕头较热、炕梢较凉，我受不了热，选择了北炕炕梢位置，正对着北窗。虽然这样，有时还是热得受不了。且慢，并不是永远热呼！到了冬天，则是冷得受不了！尽管在北窗外用泥坯把窗封了，一到晚间，北墙内还是冷得结冰，窗户处正是北墙最薄处，格外地冷。我不得不把头蒙在被里睡觉，早上醒来，被口一层霜。
当时农村没有电，照明用火油（即柴油）。我自己做了个小灯，每天晚上点上小灯看书。我素来喜欢看书，下乡时带了一大箱子书，除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毛主席语录》，还带了一些哲学、中国古典诗词和古文、数学等方面书籍。无论白天劳动怎么辛苦，晚上总要看一会书，或做几道题，才吹灯睡觉，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
后来房子漏了，我们便在社员的指导下自己修，同学们上房苫草、补漏。此后，包括掏炕、搭锅台、脱坯、砌墙、养猪、养鸡、渍酸菜、醃咸菜等，不少人都会干。我则是跟着干，当个小工、帮手。
生活是“逼”出来的。如果在上海，谁会干这些活？现在不干行吗？要改善生活，只有干！
七
到农村的第二天，我们就下地干农活了。
上小学时，读过晚唐诗人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到底怎么个辛苦？直到自己成为知青、新社员，要每天干农活，才真正理解这“辛苦”的含意。
由于我们原来不会干农活，起初派给我们的农活都很简单：社员们扶犁开垅、播种，我们跟在后面“踩格子”。啊，只要跟在后面走路，就是干农活了！这个太简单了！不用学就会。大家觉得很新鲜。其实，在东北农村这个踩格子的活是妇女、小孩（半拉子）的活。
有几个胆子比较大的同学试着学习扶犁，使唤大牲口，慢慢便学会了。逐渐地，知青们也能顶个整劳力了。我则由于体弱，力气小，始终没学会扶犁，但也能跟上大流，学会了铲地、薅草、收割、刨粪等一般性的农活。
干农活很累，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劳动，需要有强壮的体魄，尤其是铲地，一干就是近两个月，而且起早贪黑、日晒雨淋，十分辛苦，能够坚持下来很不容易。铲地，是东北农村最累的活。大家都坚持出工，我也一样挺着，咬咬牙终于挺过来了。
此外，割黄豆时豆荚扎手，有些老乡手掌上厚厚一层茧，不怕扎，我们则要戴手套；割谷子时费刀，刀稍钝些就容易打滑，一不小心就割破手；薅草时长时间蹲着受不了，我常常是用膝盖着地，“跪行”往前。
我很感谢当地老乡们、我们集体户的知青同学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我很宽容，一开始或许有些歧视，但不久便基本上一视同仁了。特别在干活时，无论当地老乡还是知青们，则不仅是完全平等待我，且对我比较照顾：铲地或收割时我经常落在后面，便会有人来接我，有时是同学，有时是老乡。
后来大家看我体弱，就安排我干些较轻的活，夏天“看青”，收割时“护青”，打场时看场院，队里如果种瓜就让我看瓜，放养柞蚕时看蚕，总之让我干力所能及的活。
我在农村6年半，能够坚持下来，实在与大家的照顾分不开。
当然，我也抓紧时间在夜里学习：仰望天空数看星星，学识星座，什么天狼星、人马座、猎户座、大小熊星座等，全部88个星座能辨出一半左右；或者背诵古诗文，我记得有李斯的《谏秦始皇书》、李密的《陈情表》、江淹的《恨赋》和《别赋》、向秀的《思旧赋》、杜牧的《阿房宫赋》、白居易的《琵琶行》等。不让夜晚白白消磨过去。
（未完待续）
作者简历
屠天恩，男，祖籍浙江上虞，1948年9月生于上海，大专学历，在上海读小学、中学，1969年5月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插队务农，此后在扎兰屯钢铁厂当过工人（1975.12～1981.2）、在扎兰屯一中当过教师（1981.3～1989.3）、在扎兰屯文工团当过团长（1981.4～1993.4），1993年5月通过招考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任文化体育处副处长，1996年9月负责筹建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并任主任，2002年8月调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任文化管理处副处长，2006年12月改为副调研员。
1981年4月至1984年3月参加呼伦贝尔盟教育学院数学专科函授学习并毕业。爱好古典音乐、中国古典文学、数学。2002年出版了包括历年来创作的旧体诗词、散文、论文的作品集《春华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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