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如前所述，到农村后，我们遇到又一个大问题是：小一队只有404亩地，现在一下来了16个知青，与生产队原有整劳力数相等，而土地的产出不可能成倍增长，这样社员们原有的收入不是要降低一半了？我们不是从社员的饭碗里抢饭吃吗？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知青能不能留住。

    要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有几方面可努力：提高单产，发展副业，增加土地。但提高单产谈何容易，发展副业在当时属“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只剩下一条路，增加土地。怎么增加？开荒。

    开荒也有两个方向：上山毁林，开垦草甸。从现在的眼光看，都不可行，尤其毁林，即使当时也属不许，林业局严禁滥砍盗伐，防止水土流失。可那是什么年代？知青们刚从“红卫兵”的角色转换过来，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劲犹在，解决生产队当务之急是头等大事，还管它什么林业禁令！就这样，我们锯树刨根开山地，铲除甸子里“塔头墩“（草根密集盘缠而成的大硬疙瘩）开甸子地，到秋后，开出整整400多亩新地。许多知青手都起泡了，但坚持开地不休息，其情可嘉。我至今还记得起当年一些同学光着膀子抡大镐刨树根的情景。而我力弱，一般参加拉锯。

    即使土地增加了一倍，但新地当年借不了劲，加上年成不好，1969年底分红时，每个工分分值1分4厘，创小一队历史新低。分值1分4厘什么概念呢？一个壮劳力，一天劳动算10个工分，也就是1角4分收入。一个月天天出工，收入4元2角，全年不过50元左右。我们是5月份到的，一开始还不是10分，到年底就更惨，每人不过20来元，口粮钱都挣不过来。好在我们第一年吃商品粮，从每个知青270元的安置费中支出，还不至于“拉饥荒”。社员家日子就难过了，一年劳动下来，还要倒欠生产队口粮钱。社员们满腔热忱地欢迎我们来，可结果却影响了他们生活，我们能好受吗？大家下定决心，一定要扭转这个局面。

    从第二年起由知青当了生产队长、会计，大家积极努力，队里情况逐年好转，终于摆脱了困境。当然，在那个年代，能糊口就不错了，有个三、五十元闲钱就是富裕了。农民还是容易知足的，包括新农民——知青。

九

    那个年代一切物资都匮乏，什么都凭票供应。而在农村，即使有票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我记得1969年7月，生产队开会“抓阄”，原因是大队供销社到了一批布，数量不多，只能通过“抓阄”供应。我很幸运，抓到了7尺草绿“卡其布”的“阄”，第二天兴冲冲地去供销社买来，后来再带到上海，做了一条裤子。

    而有些东西，我们就从上海带。比如挂面、肥皂、手纸等。1969年冬回上海，有我与另外一个男生。70年开春返回农村时，本集体户的其他各位知青的家长托我俩捎带东西，多少？连我们自己的在内，足足32件，最小的是装足的旅行袋，20多斤，而最大的有50多斤重，总重量800斤以上。怎么带？那次我们买的是船票，从上海到大连，再从大连到齐齐哈尔转成吉思汗，上下车船好几次呢。也是急中生智，从上海上船让亲友们送，到大连后，我俩相向来回倒，既看住物品别丢失，又要将物品移动。每次移动20多米，遇到拐弯，将物品放在拐弯处，不能出视线，全部挪到拐弯处后，再向另一方向挪移。就这样出了轮船码头。依此办法上、下公交车，进入大连火车站的候车室。但要进站可就麻烦了，火车临开前20分钟放旅客进站，这点东西来不及搬。我们又在列车时刻表上找，在大连去齐齐哈尔的列车始发前1个多小时，有一趟到郊区的列车，我们买了到周水子（我记得有这么个小站，未必准确）站的车票，大约1元钱，然后将物品来回捣腾进站，挪到去齐齐哈尔列车的停靠站台，列车一进站，别的旅客还未进站，我们开始往列车上搬，“抢”行李架。就这样，经过多次折腾，我们顺利将32件行李完好无缺地带到成吉思汗车站，由接站的同学赶马车将东西运回集体记户，交到每个人手中。

十

    为了冬天屋里能暖和，秋天必须备足柴禾，我们四出打柴，树不许砍，草不经烧，最好是榛柴之类的灌木、或者小柞树条。打柴的工具有好几种，有人用耙耧，有人用大片刀，而我只会用镰刀，一把一把地割，效率肯定不高，而且一把一把的“把”，也往往比别人的小。

    有几次我去大甸子与西德胜的交界山沟里打柴，遇到在西德胜6队的天津知青王树山、刘万林、李宗柱，他们对我很友善，尤其李宗柱，还帮我打了不少柴禾，甚至割破了自己的手指；休息时，他们带我去西德胜社员家喝水，社员非常热情，请我们吃点饭，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是用牛奶煮的稀饭，不用说，香极了！在那个年代，这就是高级食品了。

十一

    在农村，物质的匮乏是一方面，更为难受的是精神的匮乏。

    那时流行的是“样板戏”，我并不喜爱，却不得不学唱，久而久之，多少会唱一些。不过也就集中在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和舞剧《红色娘子军》这几出戏。

    我喜爱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在那个年代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基本禁止。我带了一把小提琴下乡，空闲偶而拉一些古典乐曲，更多的则是拉练习曲，而练习曲是很惹人烦的，于是我就到户外练琴。在现实生活中，我可以是孤独的，但在精神上，我始终追求高雅格调，要当精神上的贵族。如果没有精神上的追求、精神上的支撑，我充其量不过一个庸人而已。

    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的琴技，1970年，我到成吉思汗镇上寻觅音乐爱好者、小提琴爱好者，结识了几位，其中公社文化站的老宋介绍说，布特哈旗拉小提琴最好的是旗总工会的张冶夫。

    于是在1971年初，我抽空专程去扎兰屯镇，到旗总工会拜访张冶夫老师。冶夫老师对我很赞赏，领我到家里吃饭，然后说了一个信息：前几天呼盟民族歌舞团团长冯国仁回扎兰屯，谈到盟歌舞团要恢复编制，要召收新团员。张老师认为这对我是个机会，不妨去应试。

    第二天一早，我怀揣冶夫老师写给歌舞团指挥王敏的信，到火车站搭上了去免渡河的货运列车的押车室，赶赴海拉尔。车到免渡河，再转乘客车，当晚抵达海拉尔。

    我找到王敏老师，他又领我去见乐队首席小提琴张杰，张老师让我拉个曲子，我拉了马斯涅的《沉思》(当然，只是业余水平，不会太好)。但张老师高兴地捏了捏我的手指，表示可以，说：他本人认为可以录用，因为冯团长不在，待向他汇报后才能最后决定。

    我知道，并不是我拉琴拉得好，而是当时拉小提琴的人太少。

    当天晚上我就留在盟歌舞团的办公室过夜。我是第一次到海拉尔，次日早餐喝奶茶，不习惯，怎么奶茶里还要放盐？

    回扎兰屯后，我把情况向冶夫老师作了详述，他很高兴，我们都满以为这次可以成功了。

    然而我在农村苦苦等待，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盟歌舞团团长冯国仁、作曲家那日松、词作家陶涛、舞蹈家李萍等一行4人带着户口迁准移证来布特哈旗调人，其中还特地赶赴成吉思汗公社，却因为上海知青领导方面不同意（他们认为所有上海知青都没动，这么一个有政治问题的人倒要上调，怎么行？不同意！），公社领导自然也不能同意。冯团长等人只得空手而返。

    后来据扎兰屯市文化局原副局长闫雪英讲，她那时在成吉思汗公社东德胜插队，也报考了呼盟歌舞团，被录取了。冯团长一行来成吉思汗时，她与我的名字是写在同一张户口准迁证上的（因属同一派出所管辖）。结果她的户口被迁走，她成了一名专业歌唱演员；而我，则仍留在农村继续接受再教育。

十二

    虽然去盟歌舞团未成，但我对盟、旗两级将恢复文艺专业团体编制，以及呼盟地区缺乏相应人才，因而有很大需求量的信息，还是非常受鼓舞的。同时，由于结识了张冶夫老师、王敏老师等盟、旗两级的文艺界权威人士，拓宽了我的联系渠道。

    后来，大约1971年秋，王敏老师给我来信，说阿荣旗正要恢复乌兰牧骑编制，他的一位朋友张雁飞任乌兰牧骑乐队指挥，可以替我介绍去报考。于是，我又满怀希望去了那吉屯。张雁飞是从成吉思汗走出去的艺术人才，1966届扎兰屯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很有才华。若非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应该已是沈阳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的学生了。我去阿荣旗那吉屯，找到了张雁飞老师，也许由于是同龄人，相互理解会更深些，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将我介绍给时任乌兰牧骑政治指导员赵金臣、队长姜贵祎（兼男高音演员），他们听了我的试奏后，表示同意录用我。恰逢他们要到农村演出，问我是否愿意跟着一起去。我欣然允诺，参加了他们的演出行列。阿荣旗乌兰牧骑的演员班底其实主要来自布特哈旗民兵独立团的文艺小分队，我记得有：乐队队长、笛子演员王玉堂（天津知青），手风琴手卢元模（天津知青），大提琴手许立群（天津知青），琵琶演员何军，女高音演员郑瑛（天津知青）、宝金芳，等等。我参加了乐队演奏、伴奏。

    从阿荣旗回来，我同样焦急地等待正式录用通知。然而，命运再一次捉弄了我，让我空欢喜一场，理由呢？可想而知。

十三

    记得有一句话：屡败屡战。正应验在我身上。大约1972年夏天，听冶夫老师说，布特哈旗要成立文工团，他本人将出任团长。获悉此讯，我欣喜若狂，张老师出任团长，又是在布旗，无论公社还是知青方面，总该网开一面了吧！我在扎兰屯文工团住了半个月，几乎与所有演员都熟识了。然而，结果是：公社、知青方面还是坚决不放！而且知青方面简直把我当成不安心扎根农村的典型，令我沮丧透了！

    回到生产队，我一面务农，一面继续练琴。我坚信，在布特哈旗，一定会有我用武之地。

十四

    为了结交音乐上的朋友，我经常去扎兰屯。其中有两位已成我终生知己：吴厚斌，焦士宝。当时吴厚斌在南木小学教书，焦士宝则在扎兰屯师范学校上学，我们在一起拉琴，谈论艺术，憧憬未来，好不惬意。他们的艺术修养、造诣，都在我之上，他们不但懂音乐、拉小提琴，还擅长美术，士宝还拉手风琴、弹钢琴；而我之比他们稍长处，在于对古典音乐，包括音乐曲目、旋律及音乐家典故了解得多些，在于对中国古典文学了解得多些。这样，我们在一起的谈论，往往形成知识互补。所谓“惺惺惜惺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是时任文化局副局长的焦士宝推荐我出任改革中的扎兰屯文工团团长，职级为副科，为我后来报考浦东副处级干部奠定了职级上的台阶。如果没有这个台阶，我是回不了浦东的。仅凭这件事，我就感谢士宝一辈子！直到现在，我还与他俩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我到扎兰屯，曾在吴厚斌家、焦士宝学生宿舍住过，还曾在一位达斡尔族朋友安贵祥家住过多次。

    安贵祥虽然生有残疾，但慷慨大度，酷爱艺术。他父亲原是扎兰屯镇镇长，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他母亲安大娘，待人宽厚，领着4个子女艰难度日。我到他家住宿，大娘把我视作亲人，令我非常感动。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大娘还特地送我两盒扎兰屯出产的阿胶，让我孝敬在上海的父母。我至今记得安大娘饱经风霜的、慈祥的面容。

    一起拉琴的朋友还有中百站的刘小鹏。小鹏不但小提琴拉得好，二胡也拉得不错，是个多面手。

    患难朋友，是真正的朋友。

    不仅在扎兰屯，在上海知青里，也有两位音乐上的朋友。

    一位是八队的李斌，他在上海学过小提琴。他到一队来玩，我们一起拉过琴。后来受大队委托，我们一起组建大甸子大队文艺宣传队，到各生产队演出。大约1974年秋冬，他被上调到扎兰屯运输社（马车社）工作，当车老板，从还留在农村的我看来，这已经是份值得羡慕的工作了！八十年代末，他在一次回上海途中，因病于秦皇岛下车，不幸去世，甚为可惜。

    另一位是十队的一个女生，69届初中生，出身高干家庭，可能在上海学过小提琴。有一年冬天我要回上海探亲，她到一队来，向我借小提琴，让我甚感意外，因为与她从无交往。当然是借给她了。此后还借过过几次。她给我留了上海的家庭地址，让我认识她哥哥。我曾去过她家两次，其中一次她本人在。我把交往严格控制在琴友的范围内。但是对我这么一个由于政治上的因素而多次报考专业文艺团体未成的人来说，她能平等待我，对我无疑是一种宽慰、鼓舞，在我心目中，已将她引为知己了。后来她上大学走了，我一直没打听，我想她的前途肯定远大。后来，听说她已在国外定居。祝愿她事业有成。

十五

    1974年春，突然接到上级知青办指令，要我到海拉尔报到，参加呼伦贝尔盟知青文艺小分队。原来黑龙江省要在1974年5月举行全省知青文艺汇演（文革期间，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直到文革后才又回归内蒙古自治区）。

    首批知青文艺小分队的成员，来自各旗县：满洲里6个，布特哈旗4个，西旗2个，阿荣旗、莫旗、扎旗各1个。大家原先都互不认识，相处一阶段后才逐渐熟悉。布特哈旗4人，除我以外，其余3人都是天津知青：团结公社的王然，雅尔根楚公社的唐纪超，关门山公社的吕跃（女）。

    由于已经临近5月份，根本来不及创作、排练，于是盟里决定小分队到哈尔滨的任务是观摩。

    在哈尔滨，我们观看了来自黑龙江各地的知青演出队的节目，非常精彩，知青中真是藏龙卧虎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位叫“应小提”的知青，小提琴独奏了《壮锦献给毛主席》、《红太阳把炉台照亮》、《红色娘子军》序曲等，从技巧角度来讲是颇有难度的。

    回海拉尔后，我们便开始了排练。一开始，艺术指导是著名作曲家那日松，他特地写了一首蒙族说唱形式的“好来宝”。后来，又换请呼盟民族歌舞团的巴特尔作艺术指导，排练了一台节目。我是乐队首席，乐队成员还有段志刚（小提琴，来自满洲里）、铁英（即马红辉，大提琴，来自海拉尔）、王然（笛子）、邢志勇（笛子，来自阿荣旗）、王××（小号，来自满洲里）、赵福义（扬琴或手风琴，来自满洲里），声乐有男高音常可（来自扎赉特旗）、唐纪超、女高音吕跃、达斡尔族女歌手杨桂英（来自东旗），舞蹈演员都来自满洲里，有王淑琴、潘艳、李树芝、李××等（由于年久，有些人名已忘了）。演出的节目有：笛子独奏《牧民新歌》（王然）、《扬鞭催马运粮忙》（邢志勇），快板书（邢志勇），舞蹈《白毛女》中的《扎红头绳》（潘艳、李××），民歌《洞庭鱼米乡》（唐纪超）、《达斡尔姑娘爱唱歌》（杨桂英），集体合唱《好来宝》、《各族人民热爱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

    排练结束后，就到全盟各旗县巡回演出。

    由于还在排练期间，就听说全国大学要开始招生，当然是通过各地推荐，知青是重点。我们演出队中许多人都企盼上大学，怕不在知青点错过被推荐的机会，所以只用了10多天到各旗县匆匆走了一圈，就在74年8月初回海拉尔总结、解散，各自回乡了。

74、75年，我还参加过布特哈旗的知青文艺汇演（作为成吉思汗公社演出队的成员）；参加过由布旗曲艺团俞阔平带领的“儒法斗争”巡回演讲队到各公社、大队去宣讲“儒法斗争”的故事，记得我讲的故事是《晁错削番》。

十六

    从74年起，大学开始招生，通过各地知青办推荐，许多知青头头都上大学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带头上山下乡、高喊“扎根农村”的人，大多也是带头上大学、离开农村的，当然那都是“革命需要”嘛。再加上陆续有知青上调扎兰屯的工矿企业或因病返城回上海，到75年，尚留在大甸子大队的上海知青只剩10来个，就把八队的知青拆分到一队、十队，即使如此，我们一队也只有4、5个知青了。

    75年冬，机会来了，扎兰屯钢铁厂招工，给了大甸子大队上海知青1个名额，别人都没兴趣，于是我报名了。但是在“政审”上卡壳了，急得我团团转。一方面，我找到在旗森警队防火办工作的天津知青张德顺（精通中国民族乐器）帮忙，辗转找到劳动局的张佩凡说明情况；另一方面又通过前几年曾任成吉思汗公社文教助理、现任扎兰屯钢铁厂财务科长焦旭帮忙，辗转找到厂劳资科长刘宪廷说明情况。他们对我的境遇都深表同情，并随即向有关领导汇报。

    经布特哈旗革委会、扎兰屯钢铁厂革委会领导研究批准，我终于在75年12月中旬被上调到扎兰屯钢铁厂，离开了生活了6年半的大甸子一队，结束了农村知青生涯。

    我的命运，出现了转折。崭新的生活，充满希望的新生活，就此在我面前展开。

十七

    四十年后，再来回顾当年上山下乡，可谓感慨万千。

    对于上山下乡运动，总体上应该作否定性结论。成百上千万知识青年辍学务农，使中国知识界（尤其是科技）出现了整整十年的断层，其遗害之深远，不殆尽言。同时，许多知青经受了非常的苦难，失去了青春、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健康甚至失去或献出了生命，人生的损失是永远无可挽回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知青来讲，上山下乡是一种砺炼；对于偏僻的农村、边疆来讲，是一次文化大传播、大普及。当然，这种砺炼也好、文化大传播也好，都是以知青个人的损失、国家人材的缺失为代价的。

    有两句口号我是颇有异见的：

    一曰“青春无悔”。

    本来，就我自己而言，不存在悔与不悔的问题，因为当年下乡实为形势所迫，不容悔也无法悔，所以始终没考虑过悔与不悔的问题。但既然有当年的知青喊出“青春无悔”，我想大概他们当年曾经面临过“下乡”还是“不下乡”的抉择，现在他们对当年选择了“下乡”的道路表示“无悔”。

    然而，此语如果出自至今仍在务农、至今仍事稼穑的老知青，我一定会向他膜拜、致敬，因为此语表达了他对上山下乡的坚决拥护、义无反顾。但如果此语出自已经返城的原知青，我就不敢苟同了，因为那样是不是虚伪？既然“无悔”，又何必后来返城？

    事实上国家是“悔”了、人民是“悔”了，因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起，再也不搞如此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再也经不起藐视知识、藐视人才的折腾了！

    二曰“苦难也是人生的财富”。这纯粹是历经苦难后又获得成功的人士的豪言壮语，有居高临下之嫌。实际上对最终成功的人来讲，以前的任何经历（无论苦难与否）都可以是“财富”、都可以拿来炫耀。但是对依旧陷于苦难的人来讲，苦难只是一条没有出口的黑暗的隧道、只是一种难以与常人平等相处、甚至难以向人启齿的耻辱。我觉得，对处于苦难中的人来讲，更多的应该是平等对待、帮助扶持，而不是用“这也是财富”之类的话语在他面前炫耀。因为我也曾长期处于苦难之中，我也曾深咂此中滋味。

    适度的苦难，有利于磨砺人生，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即为此意。但过重的苦难，非个人奋斗所能推翻的重压，恰如要将西西法斯山上滚下的巨石推到山顶，永无出头之日，则会让绝大多数人绝望，以至窒息而死。

    其实，对于自己的知青历史，既不必后悔，也不必唱调高,平常心待之即可。关键是要昂首面向未来。我非常赞赏著名学者陈寅恪的做人立世之道：“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我在自己的一首诗中写过这么两句：“语崇惊人恨入俗，思推异众宁失偏。”也就是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要随波逐流。愿以之与诸知青共勉。

     （全文完）

    作者简历

    屠天恩，男，祖籍浙江上虞，1948年9月生于上海，大专学历，在上海读小学、中学，1969年5月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插队务农，此后在扎兰屯钢铁厂当过工人（1975.12～1981.2）、在扎兰屯一中当过教师（1981.3～1989.3）、在扎兰屯文工团当过团长（1981.4～1993.4），1993年5月通过招考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任文化体育处副处长，1996年9月负责筹建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并任主任，2002年8月调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任文化管理处副处长，2006年12月改为副调研员。

    1981年4月至1984年3月参加呼伦贝尔盟教育学院数学专科函授学习并毕业。爱好古典音乐、中国古典文学、数学。2002年出版了包括历年来创作的旧体诗词、散文、论文的作品集《春华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