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场“2012上海写作计划报告会——生逢2012”报告会现场 1

第二场“2012上海写作计划报告会——生逢2012”于2012年9月22日下午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举行，主讲嘉宾为波黑作家扎尔科•米勒尼克 （Zarko Milenic）先生、保加利亚作家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 （Zdravka Evtimova）女士和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 （Svetla Georgieva）女士；主持和点评的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散文家赵丽宏（Zhao Lihong）先生。

驻市作家们从自己的角度生动地阐释了对“生逢2012”的理解，并在演讲后与上海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就文学等话题进行了讨论（详见报告会速记稿）。

作家和听众互动后，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女士接连演唱了三首她自己创作的歌曲，使报告会进入了热烈的高潮。

报告会现场 2

（文字/摄影：陈贤迪）

附件：

第二场“2012上海写作计划报告会”速记稿

（未经本人核对，仅供参考，不得转载）

主题：2012上海写作计划报告会——生逢2012

时间：2012年9月22日14:00

地点：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

主讲嘉宾：扎尔科·米勒尼克（波黑）

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保加利亚）

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保加利亚）

主持和点评：赵丽宏

基里洛娃 格奥尔基耶娃

扎尔科 米勒尼克

兹德拉夫科 伊蒂莫娃

赵丽宏

赵丽宏：这次我们上海写作计划请来一批外国作家。这对我们上海这座城市、对上海文学界、读书界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请来了各国的作家，在这个城市采访、生活的同时，也跟上海的同行做很多的交流。今天的报告会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其中一场。我们可以听到请来的外国作家他们对文学、对人生、对社会、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看法。他们讲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感、他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我想在今天来了很多上海的文学爱好者，也可以跟他们做交流。

    我们上海市作家协会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这里就是上海作家协会，是文学家聚会的地方。上海的作家在这里聚会，研讨文学，也在这里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在我印象中，我们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国非常重要的、著名的作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智利的诗人耶鲁达曾经在这里演讲。他演讲的时候后面就是这座女神雕像。过去60多年了，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这座城市对文学、对作家还是村着深深的敬意。

    今天我们报告会是三位中欧的作家，大家尽管手上都有资料，我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位男作家，两位女作家，男作家是波黑的作家扎尔科·米勒尼克，他是波黑非常著名的作家，写小说、写剧本、写评论也写诗，也是波黑非常重要的文学杂志的主编，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做很多文学翻译的工作。我不知道他的翻译是从什么语言翻译到什么语言，他从事很多种语言的翻译。

    另一位女作家，来自于保加利亚，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她也懂很多国家的语言，她从事英法德语的翻译工作，她的生活经历比较丰富，在欧洲很多城市生活过，在德国、比利时。他也是创作小说最多的作家，介绍说她的小说曾经被30多个国家的杂志刊登，可见她的短篇小说多么的优秀。还获过很多奖，具体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她也是一位翻译家，在自己写作的同时，把其他语种的作品翻译成保加利亚语。同时也把保加利亚的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作品。这种作品我是很羡慕的，我们这一代作家对中文是很应用自如，对外文不熟，我们可以勉强读一些外文的作品，但是要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文，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些来自欧洲的作家他们就具有这个本领。

    另外一位是保加利亚的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她是我的老朋友，我在2007年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过保加利亚，所以我们认识很多年。她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她写小说、写诗歌，写各种各样题材的文学作品。同时他也是个非常有成就的画家，我看过她画的一幅画。她也是一位音乐家，自己作词作曲，自己演唱。我们在保加利亚访问的时候，她开车带我们走遍保加利亚，一路上，车上面的CD片放的音乐是她的音乐，所以我们一路上都是听她的歌声，非常优美、深沉。今天我们准备了吉他，在今天交流最后的时刻，一起听听她的歌声。

    介绍就到这里，接下来由他们几位做主题演讲。

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不停地要求父亲讲童话故事。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很疲倦，因为他是个电力工程师，每天得工作十小时。我们的邻居也常请他修电子烤炉，冰箱或吸尘器等。他留给我的时间很少很少。有一天他拿出一张纸开始静静地写，我则在他身边静静地看着。

“这是什么，爸爸？”我问道。

“这是保加利亚文字，我的女儿，”他回答道。

“那你为什么写这个呀？”我失望地问道：“你答应给我讲童话故事的，爸爸，我不要写这些文字。我要听美丽公主的故事。你为什么写这个呀？”

他慢慢地露出笑脸，他的笑容就像春天一样温暖明亮。

    “因为保加利亚文字能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童话故事，我的小宝贝，”他说。我相信爸爸说的，他从不骗我。

“那就教我学字母吧，爸爸！”我叫起来。那时候我才3岁。

    四岁的时候我能看懂很短的单词了，并自我编造一些长句。母亲是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很生气。但父亲大大的温暖的笑容鼓励着我继续胡编。只要童话故事里有一个喜欢的字，我就围绕着这个字编个故事。当听到别人说了一句我特别喜欢的句子，我就再编个讲这话人的故事。

    “你长大要做个诚实的人。不要总胡编乱造的。”母亲说：“我们家讨厌撒谎。”

    “这不是撒谎，”父亲对她说：“她刚才只是在讲故事，有些故事还挺美的。”

    “我女儿一定要做个医生，能救人性命的医生，”母亲反对道：“我们这么辛苦工作赚钱就是为她能接受教育。编故事不能带给她任何好处。”

    “你错啦，”父亲反驳道：“故事能让人类生活更美好，这可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上的。”

    25岁时，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与孤独抗争的故事》出版。

    我没去学医，但准备了化学和生物的考试。在我成了一个保加利亚语和英语专业的学生时，我欣喜若狂。

    母亲非常地失望。父亲则激动万分，在酒吧他上最好的白兰地来招待他所有的朋友——他为他唯一的女儿能学习这个能讲述世界上所有童话故事的保加利亚语而自豪。

    在我第一本短篇集出版后，他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现在我知道我女儿能听到别人无法听到的故事了。我一直都想提笔写写，宝贝，我经常有这个念头。但我必须要努力工作。你不得不努力工作，因为只有通过努力工作，帮助别人，才能学着听故事，帮着疗伤。宝贝，记住我教你的保加利亚文字，用你的故事让你的读者在读完你的作品后变得更强壮、更好。”

    “垃圾！”母亲说：“学英语，这么努力地学，整天地学，就像没有书，不搞翻译就不能活似的。那好，将来你皮夹里一定得有钱，等我老了，好照顾我。你的小说什么都带不来，也不能让桌上多点面包。”

    在我的短篇集获得一个小奖项后，母亲又说：“我怎么告诉你的，写作没什么好处。如果你的作品很好，就应该赢个大奖来，我们也可以买个大点的电视机。”

    “你写得很好，宝贝，”爸爸说：“这些故事都是讲述我们村庄的故事，还有那条我教你游泳的斯图马河。他们能告诉世上所有的人在保加利亚还有这么一条美丽的河。”

    “谁会关心那条河，”母亲说：“世上比斯图马河大又漂亮的河多得很呢。”

    “是的，”爸爸附和道：“但我是在斯图马河上遇到你的，心肝。”

第一次，母亲不再说什么。

她很高兴我生了个儿子。现在儿子也长大成人，做了医生。

儿子也爱能讲尽世间所有故事的保加利亚文字，但他也是母亲最宠爱的孙子。在他还在蹒跚学步、呀呀儿语时，母亲就灌输他药学和要做个医生的思想。两年前儿子从德国的医学院毕业，那是母亲最幸福的时刻。她招待她所有的朋友和亲戚喝白兰地，整个街面都酒气冲天，而且整整一星期都能听到她的歌声。我儿子也写短篇小说。每次只要她发现他也在写，母亲就哭哭啼啼，过来和我说，“请让他不要再写了。不要让他像你那样。你总是一刻不停地写，浪费生命。不要让他毁了自己。”

    “那些观点都是错误的，”父亲说：“我们的女儿从不孤独，故事陪着她呢，她的寿命可要比我们长十倍，她小说中的人物和她一起活着。”

    012年父亲去世，我知道母亲会很孤独，她非常依赖父亲这么个好男人。父亲有时候会没钱买面包，但他知道该让什么样的花在即将开放之前放到我们的桌上，他懂所有电灯泡，老式的烤炉或是厨房的旧式橱柜的修理。这些甚至是我毕业于德国医学院的大儿子都无法搭上手的。父亲常在晚上打电话给我：“给我读一篇你的小说，宝贝。”我照他的话做了，他说：“记住，如果这个故事不能让你更坚强，不能帮助你忍受疼痛，这样的作品就没有意义了。”

有一晚，母亲告诉我：“我读了篇你的小说给他听。文章里到处都是胡编，是的，满篇都是。但他们都是些善意的谎言，就像圣诞老人那样。我们都知道他不存在，但又都喜欢听他的故事。”

“你错了，心肝，”父亲说：“这些故事真的可以缓解疼痛。”。

    在我写小说时，常常想象父亲会在那儿听。我能肯定他一定在寻找能舒缓疼痛的故事。

    父亲的离去是我与长长的2012年交汇的最初。之后在我普尼克的家乡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我做医生的大儿子从德国赶回来做了个志愿者帮助那些受伤的人；母亲把她去年夏天储存的罐头水果分给那些还没有食物的人们；还在读经济专业的女儿帮助一起清除断瓦残壁；我丈夫，作为一个机械工程师，连续两星期在遭毁坏的修理厂帮忙并分文不取。我的小儿子，一个软件研发者，买来计算机送给邻近的小学。

    我想他们做的那些还远远不够。我想保加利亚的每个公民都需团结起来以消除地震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我到电视台呼吁寻求帮助。我明白这突如其来的地震危机在迅速扩散，人类自身很难再提供什么，我们已做得很好了。

我们这个社区的妇女收集衣服、鞋子、毯子和书籍给学生们，我们将这些东西堆放在学校的体操房里。

    第二天晚上，有人砸坏体操房的大门，偷走了一切——我们仔细洗涤过的旧衣，擦拭过的皮鞋，熨烫过的毯子。唯一留下的是书本。小偷们对文学不感兴趣，他们才不关心保加利亚语文字能讲述世界上所有故事的事实。可能他们已经计算过这些偷来的东西能卖多少价钱能快速致富。

    “现在你明白了吧我坚持让你做医生的道理，”母亲说：“没人在意这些书。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事是温饱。”

    母亲是个固执己见的人，她不关心这书那书的，但她腾出唯一的一间房给一个房屋倒塌了的家庭住。

“他们总得有地方住啊，”她说，“我有你和孩子们。你得帮我啊。”

    我做医生的大儿子在请假回家的这段日子里都在当地医院做志愿者。住在临近社区里的女儿和我一起擦拭着当地学校和幼儿园的地板，并打扫房间。最小的儿子帮助修理急诊室的计算机系统并不取分文。

    “你是个作家，我不喜欢作家，”母亲说，“你父亲对事实真相有过说法——但同样一件事有时有不同的真相。偷走体操房里衣服和鞋子的小偷会说，‘我很饿所以搬走了这些东西。’那也是事实。你，还有其他的作家并不明白这点。看在你给我生了孩子们的份上，我原谅你做了作家，你的小说不能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但你可以帮助他们重新修建被毁的房屋。”

    找到独自一人生活，被人遗忘又没法动弹的帕维尔大伯是我2012年中最艰难的事。大伯家的一面墙倒了，没人想起要去确认一下是否有人。在微弱的呻吟声传来时我们正在清扫一幢5层楼的公寓。因为屋顶随时都会坍塌，继续清理非常的危险，但我们三个女人继续向传出声音的地方走去。起初还以为是宠物，一条没从房间里逃出来的小狗，然后我们发现了他。

    “我儿子在西班牙工作。他和他的家人都在那边，” 帕维尔大伯喘着气说：“如果他在这儿，我也不会一个人躺在这里。我儿子是爱我的。”

    大伯瘫痪了。

    “你儿子不在西班牙，”一个妇女说，“有天我还在超市看见他呢。”

    帕维尔大伯一声不吭。

他摆了摆手。一滴泪珠从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滚落下来。

    老人已在他这间狭小的屋里呆了五天。他喝的水，吃的干硬的面包都是邻居在地震前给他买来的。

“闭嘴，”母亲对那女人说，“你看见的那人不是帕维尔大伯的儿子，他儿子是在西班牙呢。”

    “但，——那天就是他儿子呀，”那妇女还嚷道。

    “别担心，大伯，”母亲坚定地说“我们会照顾你的。我们给你干净的衣服。他们都是凡斯拉家族的人。你知道凡斯拉是我已故的丈夫。

    “凡斯拉是我朋友，” 帕维尔大伯抽泣道，“我认识他，请告诉我儿子的情况，他还好吗？”

    到了晚上母亲对我说，“可能你父亲是对的，有时候比起医生来，语言更能帮助人。”

    我不相信地看着她。

    “是的，你父亲是对的。斯图马河是世上最美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摇头。

    “因为我就是在那河边遇到他的。”

    “宝贝，”父亲曾说，“不管有多黑暗悲惨，文字都可以抚慰人。你不需要做了作家后才明白这点，你只需有颗善良的心。”

    母亲是个强硬的人。我从没听她抱怨、哭诉过。”

    那晚她说：“宝贝，我好想你父亲啊。”

    眼泪从她的脸颊上挂落下来，但她很快用拳头擦拭掉。

    这就是我在2012年所有的记忆。

    现在我明白了：你生活在这个世纪，可能从洪水或地震的灾害中幸存下来，但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说你想念一个人——一个教会你认识了一种文字的普通人，这种文字能讲尽世上所有的故事。

赵丽宏：谢谢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女士，把这么感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家。大家手上都有翻译成中文的文章，就不请翻译翻了，她刚才也听得泪水涟涟。我也很感动，确实是非常动人的故事，2012年她的父亲去世，她讲了她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对文学的不同的看法，她父亲从小就教他爱文字、爱文学、让她讲故事，能用保加利亚语讲所有的故事。我想起我的父亲，我父亲跟她的父亲有点像，我父亲也为我当作家非常自豪。她父亲在病中打电话给她，说你讲一个故事给我听听，这是对她父亲最大的安慰。我父亲也是这样的，语言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文字的力量，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她妈妈是一个数学家、经济学家，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但是理念跟他父亲的不一样，她认为文学没什么意思，甚至认为虚构的文学是撒谎，后来她妈妈认识到这个概念是错的，文学虚构的东西不是撒谎。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好，写了一年里的故事，也写了一生的故事，写了父亲和母亲，也写到对文学的看法。

她的文章里面所传达的理念，我是非常赞同，文学的作用、力量，对人心灵的那种鼓励和补养是任何其他东西都难以替代的。这个世界上如果少了文学，我觉得人会变得非常冷漠。我非常高兴听到她母亲最后的转变，她母亲是个好人，一开始就是个好人，并不是说不爱文学就不是好人，也是个好人，但是她对文学的转变特别感人。

    我想起一位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女小说家，我也在这里跟她有过一次谈话。我们交谈的时候，莱辛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现在在我们英国高学历的野蛮人越来越多。他们有博士和硕士的头衔，他们能够操纵最精密的仪器，懂得最现代的科技，但是他们冷漠。我问她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莱辛给了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不读文学作品。这个好像从一个作家口里说出这句话有点武断，但是有道理。如果一个人不从文字感受到这种人间的感情，不读文学作品，那么他可能变成一个很冷漠的人。

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一边读一边流泪，我非常理解她，她怀念她的父亲，想起自己走过来的路，这是对亲人的感情，也是对文学的感情，我想大家心里都会有共鸣。

我们现在继续报告好吗？我们等三位报告都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和想法再跟三位做交流。

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首先我要说我非常喜欢刚才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做的这篇演讲，不仅仅是她在讲故事方面的技巧非常出众，还有她的勇气，把对家人很私秘的感情可以讲出来，这是非常让人感动的，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2012年的看法。

和往年一样，在人们的殷切期盼中，2012如期而至，欢迎之至。2012，我们为之献上喧闹的节日和隐藏的恐惧，鼓舞人心的幻想和准确的估计；我们用仪式和规划向它致敬；我们向它诉说所有过往的希望和现今的希冀。

恰似往年，2012满载着人们的预测、预言和期望而至。经济学家、占星家、政治家、环保主义者、科学家和金融家，他们都在这场旨在回答“世界会在2012向复苏迈进一步吗？还是我们离幻想破灭之日更进一步？”这一问题的“竞赛”中竞相各抒己见。人类通常不喜欢不确定性，因为它使他们感觉自身很渺小、脆弱，因而产生不安全感。人类力图预测未来的事件，进而对不可预知的宇宙提供（至少在它的观念中）某种可预测性。

因此水龙年被描述成运动之年、活力之年和巨变之年。寄希望于这个富有神话色彩的生物，来引发这些巨变并带来快乐的结局，乃人之天性。人类坚不可摧的“自我”正受到潜在的希望的非难，地球上70亿居民按照权利人人皆享有在车祸或坠机、冲突和灾难的危急时刻幸存下来的机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机会不大可能出现。然而，在人短暂的一生之中，个体却具有人类的长期意识。科学家们从中窥见了一种用于保存物种的内置遗传机制，宗教人士看见了希望，哲学家们看见了理智，而诗人则看见了灵感。不管我们选用哪个词，意识这种超越重要事件层面的惊人力量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决定了我们作为人类的能力。

生命任何时期的平衡都必然包括对客观事件的评价和期望、愿望、失望和希望的个人背景。这些又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为我们影响这些事件。所以过去一年的日历中接下来的每一页事实上都是空白页，我们可以将我们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的存在投射在上面。

2012以直截了当、引人注目，并且常常是猛烈的方式入侵了我们的生活。它颠覆了以往的社会层和自然层、我们的理念和观念。飓风、洪水和地震的发生提醒我们：在我们的星球地球上，我们的存在是多么脆弱。肆虐世界各地的金融危机、政治危机、失业和社会动荡是当前和可见的未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的，与2012的邂逅既不简单也不平静。乍一看，今年也并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特别机遇，去年没有，正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明年也没有。那么产生下一步，下一个想法和下一次呼吸的推动力是什么呢？毕竟，从古至今总不乏一些思想家和先知们对“世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喋喋不休。他们断言知识、道德、法律和社会（现在我们可以再加上自然这一条）正在衰退，我们将是毁灭的唯一目击者。难道这些结论不是基于在每一个随之而来的时代里显而易见的事实和被验证的知识吗？

我认为，我们所未知的东西事实上正是使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因为在经验层之下存在一个无限空间，里面的事物是不为人熟知，未经检验、未被经历、感知、证实和实现的。那个空间里所有还不存在的东西可能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给我们的存在指明了方向。它点燃了我们体内不断创造、尝试、白手起家的能量。有时我们会给那种能量起个名，叫它“灵感”。

灵感并不是艺术家的特权。总有一群人，并仍将会有一群人受到灵感的启发。无论这群人做着什么样的工作，他们都在工作中倾注了爱和创造力。他们可能是医生、教师、木匠、科学家、园艺大师或其他任何职业。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工作是一次永无止境的冒险之旅，只要他们能从工作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新挑战。尽管付出努力，受到伤害，他们的好奇心未泯。每个新发现的答案对他们来说都预示着将来的问题，因为任何不能产生新问题的知识都会很快枯竭，消亡。无论灵感意味着什么，它源自“我不知道”这个永恒的议题。

“我不知道”这短短四个字，扩展了我们生命的空间，敦促我们寻求新的答案、新的行动、新的形式和内容。它们是所有工作的动力来源，是为发现和深刻见解扫清道路的准则，给予任何创造性能量以动力。

不久前，我听闻诗歌的一个定义，是这么说的，“当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第一次邂逅的时候，诗歌就产生了”。这个定义简单但却很好，因为它告诉我们诗歌是如何创作的，更广义上来说，艺术是如何创作的。可能更广泛地来说，生活是如何运作的。

通常，当我们一心关注我们的期望和那些计划了但难懂的问题时，我们会忽略过完的每一天的馈赠。我们得到的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但通常我们所收获的可能比期望的要更好，如果我们尽情去感知它。当一个件事第一次遇到另一个件事，存在的涌流就被激活了。

之前我提到灵感不只是艺术家们的特权。然而，真正献身于创造性的人知道，一个人期望自身经受最大程度的沉默、痛苦的问题，苦苦寻求答案，而一旦找到又是不够的。这样的人在答案中看到的不是自己论点的堡垒，而是一条道路。然而，他们也一直为身边的其他人开辟这条道路。

所以诗人、作家、短篇小说家、制片人和艺术家在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使我们以另一种观点来看待事物，给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与世界和其他人相关联的方式一种新的影像，帮助我们忍受晚年的孤独、病痛和死亡。他们使我们的感知范围得到延伸，凸显了现实的重要方面，加深了我们对于人类状况的知识。他们再创造了我们能够认同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景象，激发新的想法，从中学习。

很久以前，斯特郎曾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起蜡烛。自此，世界真的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吗？

只要世界上还有人说，“我不知道”，那么就总会有人去寻求答案。疑惑、发现，无论多么成功，发现之后又会有疑惑，他们都具有一种永恒的特质，即教会我们创造性地思考。在我们这个充斥着信息的时代，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世界由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到来而重生了。表面上这是事物的重复，但背后却是多种多样的人物、情况和机遇。没有一片云、一块石头、一棵树是和以前一样的。云彩过后的白天和夜晚也和之前不一样了。思想和梦想也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没有存在与之前一样。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世界上正发生的事都是史上首次，这是最大的挑战。但有挑战就有希望——这次你能将更多的灵感、智慧、真理和爱倾注到事物里。献身于创造性的人们最清楚这一点。

看上去即便是在2012年，我们这个厌倦了争论的世界仍有机会。在那方面，我和你能够有所作为。

几千年前，居住在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部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风俗。每天，人们都向一个大的粘土埚丢一个小卵石。如果那天是高兴的一天，就丢一个白色的石头。如果是糟糕的一天，石头就被标记成黑色。所以日复一日，生活的马赛克就耐心地在那个容器里准备着，黑白相间。当主人死后，这个锅就埋在他的坟前，把他至此已走过的人生道路上脆弱的时刻带到来世。其中的一些容器在很多世纪以后被发现，为运气的奇特和人们生活的脆弱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证据。但黑色和白色放在一起，就不再是两种分离的敌对的颜色了。以永无止境的组合形式出现，它们创造了一种新的颜色——运动之色。

我希望2012年能在我业已装满了一半的容器中留下更多的白色鹅卵石。白色很美，迸发出优秀的火花。但是黑色石头怎么办呢？那些我被绊倒，迷路，我不知道答案的日子该怎么办呢？如果我清理掉桶里所有倒霉的日子，那么白色的鹅卵石还会是真的白色的？

我喜欢存在于黑、白色之间的紧张。它产生了生活的电流，创造的火花，通向下一个答案的路以及由此产生的下个问题。最后，使黑色不能盛行可能是足够简单的。但即使真是那样，也请我们记住：点燃另一只蜡烛的可能性总是存在。于是摇曳的烛光照亮的狭小空间就能唤醒新问题。

只要世界还在坚持问问题，就会有希望。

赵丽宏：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的演讲和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的演讲风格完全不一样，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的演讲以情动人，讲自己的经历。而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是以哲学家的方式出现，谈了很多的哲理，没有具体的形象，都是对世界上各种现象的思考，很有深度。

我去过保加利亚，国家不大，但是这个国家非常丰富。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陪我去他们保加利亚非常有名的一座山，这座山上有4000年前诗人留下的痕迹。我曾经有点怀疑，这个4000年前，是不是有这么久，但是后来我相信了，在4000年前保加利亚这片土地上就有非常智慧、勤劳的人在那里生活。后来我去了博物馆，看到几千年前留下来的工艺品，我觉得非常有智慧，而且工艺水平也很高。但是心里还是存疑，它是不是有这么久。

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实际上有8000年之久。我自己知道，因为我也是一个艺术家，我在演讲当中讲到了，我们那里的人，黑色和白色的石头放在罐子里面，来记录他那天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当时她手捧着那个罐子，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泪。

赵丽宏：这个罐子我注意到，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用石头来代表对社会的看法，白色的代表生活中的幸福快乐，黑色的代表痛苦、忧郁、不顺利，最后形成了一盘黑白相间的石头，我觉得这里面非常有哲思在里面，到底是白石子美，还是黑石子美？白色和黑色在一起才是美的，黑色衬托了白色，白色也衬托了黑色，黑白在一起，才形成一种美。尽管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没有把道理说透，但是我觉得有很深的哲思在里面。

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这就是我刚才所想要表达的想法。

赵丽宏：刚才演讲里讲了一点，我们这个文学艺术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世界，这个看法也很有意思。对一个作家来说，对所有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面对的世界永远是新鲜的，永远是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去创造，这个世界永远是新的，这个世界的日子天天在重复，但是这个世界是新鲜的，对每一个人如此，尤其对作家更是如此。我很认同她这样的看法，尽管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的目光不可能看到很远，我们只看到我们身边很小的一块，但是如果能够把我们身边很小的一块看透了，表达出来了，能够把我们看到的非常形象的、真切的告诉别人，我想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位作家。她引用了斯特朗的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一支蜡烛。对世界不了解，世界就是黑暗的，都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点起一支小小的蜡烛，这个世界就是亮的。我们也很希望看看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她的蜡烛是怎样照亮她的世界，我们应该从她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到。

下面有请波黑的作家扎尔科·米勒尼克。

扎尔科·米勒尼克：2012年，记得是中国的龙年。很高兴我可以两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是8月份，我来参加8月10日—8月14日在青海举行的诗人圆桌论坛，第二次是应上海作协的邀请，9、10月份在上海驻市两月。

2012年年初起，中国的名字就一直和我联系在一起了——与青海诗人圆桌论坛及上海市作家协会组织上海写作计划的中国朋友，和诗人、翻译家高兴（是他介绍我参加青海诗歌节）、作家、翻译家、数学家蔡天新联系（是他建议我申请上海市作家协会面向全球作家的两个月驻市计划），和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诗人、翻译家汤美斯莱福·屈塔联系（他将蔡天新的诗集《水的尽头》翻成法语，我是这本书的编辑、之后又将这本诗集译成英文）。我的夫人纳塔丽娅住在莫斯科，九月她也会和我一起来上海住一个月，还有现在住在克罗地亚的我儿子莱昂廷，他也是一个作家，他的第一本书《克拉达的手》，书中就有很多内容是和中国有关的，和他在一起，我们几乎天天讨论中国的电影、文学、音乐及有关中国的一切话题。我们尤其喜欢看中国的武打片，这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在南斯拉夫，香港出品的电影非常受欢迎。我还有一些朋友和作家，他们也和我未来的两个中国之行有关系，象来自哥本哈根的作家马丽娜·拉森，她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中文翻译家；同样来自哥本哈根，也会出席青海诗歌节的尼尔斯·海伍就和我谈起过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在我从青海回来之后到年底的这短暂四个月时间我还会告诉大家一些有关中国的比较有趣又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希望我这次的上海之行还能在蔡天新居住的杭州小住几日。《百万》的作者马可·波罗（有记载他在克罗地亚的石贝尼克生活过，是否出生于科尔丘拉小岛还有待证实，但众所周知的是他的祖先一定生活在克罗地亚）在书中详尽描绘了他的中国之行，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现在那里还有一个他的纪念碑，今年我还在俄罗斯的一本杂志上读到过关于杭州的报道。我要去杭州看看。

非常巧合的是（我喜欢巧合这个词，尤其是在我的现实生活与写作、翻译或是阅读的作品有相似之处的时候）我就住在中国使馆的附近，在我为申请签证而准备一些必需的材料时，在市场里一大堆旧书中我很快就发现了马可·波罗在13世纪写的《百万》的塞尔维亚语译本， 从萨拉耶夫到波尔契科一路上，我都在看这本至今依然被世界各国竞相翻译，读者也有浓厚阅读兴趣的书。马可·波罗在此书出版后也被人叫做“百万撒谎者”，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写的这些东西都源于想象，书中的一切实在是太奇妙了，那时候的人们对中国还一无所知。但轮到我写中国时，就不会有人再说书中的情景是出自我的想象。虽然现在在我的国家，大家对中国有所了解，但我想这些了解是远远不够的。

几世纪过去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我即将旅行的中国，与马可·波罗和他叔叔时代相比，途中的用时和呆在中国的时间都要短得多，但感谢科技的进步，我会见识很多。

在上海我会完善一本写于2004年，已在我生活八年之久的克罗地亚日杰科出版的小说《来自东方的蛇》。故事发生在日杰科和柏林，书中有一个经常给她妹妹写信的主要人物名叫美龄，（这个名字在我看过的多部中国电影中出现过，第一次则是在李小龙的电影《龙巢》中听到。）如果我没在上海生活过，就不能更深入地写出美龄的性格，不能更加具体地比较出美龄在中国和克罗地亚的变化。

即将的中国之行我会做三件事，其中两件同翻译有关。第一是从俄语翻译维亚切斯拉夫的小说《太空的蓝色布匹》，小说最近在扎各拉布已出版。小说中有个章节，作者引用了至少2200年前的中国古籍《三海经》的一章，也叫“山水集”。三海经主要记述先秦时期的地理、神话、民俗等。维亚切斯拉夫的一些奇异动物部分就移植于三海经。我一个非常要好的作家乔治·路易斯·博格斯在他的“神奇动物口袋本”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些动物。

第二件事是翻译英籍华裔记者薛欣然用英语写的《不为人知的中国母亲》，这是一篇报告文学，报道的都是失去孩子的母亲们。我已经翻译了其中的一篇，并在去年发表在萨拉耶夫的一本杂志上。

第三是阅读罗贯中写于600年前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这部中国经典著作人物众多，故事曲折，讲述了汉末三国鼎立时的故事。我不清楚去年上映的约翰·伍德电影《红色峭壁》是不是从这本伟大的小说中借鉴了某些情节。这部小说的俄语版分上下两部，我是从我妻子祖母的遗物中发现它后才开始阅读，现在我正在看的是我从网上下载的英文版，主要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网友的评论。

这两个月我还会写小说《利奥，一个神奇的的学生》，主要人物利奥是Arconia国的王子，在这个国家里所有人都长着一张一模一样的脸。我小时候看中国人也觉得每张脸都是一个样。

两年前我第一次去亚美尼亚，之前我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但中国就不同了，因为我对这个庞大的国家还有所知，但似乎又知之甚少，我必须多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如同我到亚美尼亚，乌克兰，保加利亚等国一样，我要和中国的作家见面，探讨文学，架起我国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桥梁，我会从英语和俄语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谁又知道呢，可能我还能将中国作家的作品直接从中文翻过去，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我在许多城市遇到过中国的作家，看中国的电影了解过去的中国，却很少有机会能看到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的电影，也几乎读不到中国作家的作品。更荒谬的是南斯拉夫时期的南斯拉夫联盟的人比现在的年轻人了解更多的中国，尽管科技有了很大的进步包括在这里也有很受欢迎的联想电脑。

在我中国之行的前夕我写下了这篇文章，作为我这本关于中国新书的序。18世纪波斯尼亚有位编年史家穆拉·穆斯塔法·贝舍斯科雅曾说“语言会飞，但文字永恒。”在我的这本书出版后，希望波黑，甚至是其他南联盟的读者能更多的了解中国。这也是纪念我的2012年与中国的相遇。

赵丽宏：他的报告简短了很多。

扎尔科·米勒尼克先生对中国是很有感情的，今年是他的中国年，他刚刚去青海，参加了青海的国际诗歌节，又来到上海。在他的演讲里谈到很多中国的历史，谈到中国的武打电影里面的李小龙，谈到中国古代的山海经，谈到了马可波罗。对中国历史的了解，靠在中国生活10天、20天，或者说两三月的时间是不够的，应为中国历史太久了，我们中国历史留下来的故事太多，但是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新鲜感可能会直接了解到一些中国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东西。我们从很多西方的旅行家和作家的文字中可以读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马可波罗，他当年写的中国游记，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西方世界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地方，这么奇怪、这么奇妙，那就是真实的写的中国。

大概在90年前，英国小说家郎姆(音)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当时到中国来采访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他采访在中国生活的英国的外交家、商人、传教士、流浪汉、冒险家各种各样的人。他回去写了一本书《在中国的屏风上》这本书前不久刚刚翻译成中文，我读这本书也非常的惊讶，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当时现实的观察、描绘和评论，这种深刻，可能比在中国生活的很多人都要更有深度。因为这种新鲜感，因为这种文化的差异，所以他的观察、他的描绘都不同于我们一般在中国生活惯的、看惯的那些中国人。

我相信扎尔科先生2012年在中国生活、观察，他一定会写出非常有深度的，跟中国有关联的作品。我非常期待读到你这样的作品。

刚才三位作家非常有个性、非常精彩、非常生动、非常有深度地谈了他们对文学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我觉得很有水平。我们用掌声对他们表示感谢。今天是个报告会，他们三位做了很好的报告，接下来应该有一些交流。我们今天在场的听众，或者同行，可以就刚才他们三位作家的报告，跟他们做一些交流。希望我们的问题能够激发他们讲出更加奇妙的语言。

现场提问：有一个问题是给扎尔科的，您对《三国演义》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扎尔科·米勒尼克：因为《三国演义》是中国一本巨著，很长，我也只读了一小部分，而且读的时候也很困惑，里面人物那么多，故事也那么多，但是这本书很有意思，我一定会坚持把他读完。

赵丽宏：你读《三国演义》是读什么语种的？

扎尔科·米勒尼克：俄语版，英语版的。

赵丽宏：这个我谈谈看法，我觉得文学翻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把不同语言讲成另外一种语言，这件工作是很困难。有些文字我觉得非常难翻译。比如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还可以，故事、人物可以讲。比如说《红楼梦》中国最伟大的小说，要转换成英文或者说其他语言就很困难，里面有很多的诗词，诗词要转化成另外一种语言是很困难的。我们中国四大名著，其中《红楼梦》《水浒》《三国》、《西游记》，不知道在座的外国作家听说过或者读过吗？这些小说都已经诞生了数百年，确实表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叙述故事的能力。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以前中国有句话，叫“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这是什么意思呢？少年读了《水浒》，《水浒》特别讲究杀富济贫，喜欢打架、喜欢杀人的。老不读《三国》，《三国》是讲谋略，各个集团之间的互相争斗，读了以后人会变得工于心计。但是这个都不是对文学作品准确的解读，是曲解。你读《三国演义》也不会有问题，不会变成一个工于心计的谋略者。

我刚才听你发言的时候，你谈到你的儿子也是一位作家，是这样吗？

扎尔科·米勒尼克：我儿子确实是一名作家，今年23岁，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学作品，使得我也非常的吃惊，因为我也很喜欢中国。

赵丽宏：你很了不起，我为你骄傲，你这么年轻，你的儿子也已经成为作家。

扎尔科·米勒尼克：非常感谢。

现场提问：赵丽宏老师，我也是文学爱好者，是个草根，不能草的草根了，我和你也见面无数次了，我对你的作品也看过不少。今天这三篇文章我都通读了，觉得翻译得很有水平，读上去琅琅上口，还有一些词汇也非常通俗。这个翻译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我哥曾经也是翻译，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政治翻译，后来做了大使级干部。所以我对翻译也比较感兴趣，但是自己外文不好。第一篇伊蒂莫娃写的是自己的家庭，中国有一句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实际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家家都有一段长篇的故事可以写。

    第二位作家是格奥尔基耶娃，到底是一位艺术家，里面的文字用词非常丰富，用中国话说就是文采奕奕。

    第三位波黑作家，又懂诗，又能写文，属于多面手，他在上海的几个月和青海的几天，有感而发，写了一些内容。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在上海等待那么长时间，对中国的文学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扎尔科·米勒尼克：我觉得中国文学也是博大精深的，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之前也读过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在中国文学里面也能够感觉到和欧洲文学一样的一些气质或者特色的一些东西。

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首先因为我只读了很少的中国作品，所以不太敢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对于很多欧洲读者来说，接触到中国作品的机会确实比较少，但是近年来开始读一些中国的作品，其中包括一些中国古典诗词，而且包括一些其他的古典经典作品，包括老子、孔子的作品非常喜欢。也读的一些中国近现代的诗歌，中国的诗歌里边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图像化，很有画面感，我很喜欢这一点。之前也给赵老师翻译了诗歌，所以非常的喜欢。

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在我们刚来上海的第一天，收到上海作协送的一套礼物，其中包括上海当代作家的诗歌集、散文集和短篇小说集，都是英文的选编，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英文的诗歌集看完了，其中有两首诗，作者的名字不记得了，其中一首是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比喻，把南京长江大桥比喻成两岸的交汇处，这个比喻很好。第二个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送给他一片叶子，他把这个叶子夹到书里面，这样叶子第二天就会干掉。但是他第二天来拿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已经开满鲜花。我非常喜欢这两个比喻。

    还有一个小说集，还是哪个作者，不记得名字了，关于年轻的情侣，一开始在一起，后来分开了，当再见面的时候，这个男的已经是非常有社会影响力、非常成功的人士，这个女生却没有社会影响力，所以这个女的就利用这个男的帮他来赚更多的钱，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很有创造力。

我正在翻译上海作家孙未的一篇小说，这个小说是关于一对夫妻，里面文字非常的细腻、微妙，其中任何一个字母都不能拿掉，故事讲的是一对夫妻，有一天在厨房里面做饭，但是炉子坏掉了，女士就请求丈夫把这个修好，但是丈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绝她。这个女士知道了，就再也不想跟这个男士在一起生活。我觉得这篇小说非常的精彩。在保加利亚，尽管我们是很小的国家，但是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当代文学、文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求，所以这次也是我为什么来到上海，我身上肩负的使命，可以把中国的作品更多的介绍给我们的国家。中国作家写作的方式，或者说作品的文化跟保加利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现场提问：刚才几位讲话我都认真聆听了，最后当中的一位女士，她的文章里有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起蜡烛”，作者是斯特朗？是不是请具体介绍一下这位作家？这个作家好像没有听说过，后面我不知道的。这是古代希腊的一位哲学家讲的。前面一句话希望能够解说一下。谢谢。介绍一下这位作者。

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我们国家流传说这句话都说是孔子说的，我有一本孔子作品的翻译本。

赵丽宏：我相信她的话，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是很不够的。我们从“五四”以来，不遗余力地翻译西方文学、研究西方的文学，我们把所有的文学、著名的有影响的著作全部都翻译成中文，但是西方对中国的介绍非常有限。我第一次出国访问，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了美国和墨西哥，我想在墨西哥的书店里找中国的书，没有找到，我只找到一本就是老子的《道德经》，他们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诗集，我相信是有可能的。西方尽管对中国的介绍很少，只是我们古代的哲人，或者只是像李白、杜甫，但是就凭这一点介绍就可以让西方了解我们，我们中国文化的伟大、精深、美妙。我们2000年前的哲人已经把我们人类的智慧发挥到极致，而且他们用最凝练的文字、最简洁的文字、最艺术的表达，把他们的见解表达得那么深刻，孔子的一句话翻译成这样的一句诗，完全有可能，就是“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起一支蜡烛”，类似的例子非常多，我相信会有这种可能，但是它肯定是有来由的，既然是斯特朗，肯定是西方的，我估计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也说不清楚。

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中国的哲学、诗歌，在整个世界文化中也占有很重要一部分的，所以即使我想我们国家的人，可能对其中的一些精髓，或者说某些部分并不是那么了解，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人类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现场提问：我们知道在东欧地区是从1990年代以来，已经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变化，作为东欧的作家，在于你各自的领域里，有没有发现，对这种变化产生积极的回应。对中国的读者来说，知道的很少，知道你们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因为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新闻，从来没有做过非常积极深入的报道，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作为一个读者来说，过去我们中国跟你们那边有非常多的深度的交流，在最近一二十年没有这样深度的相互彼此的了解。谢谢。

扎尔科·米勒尼克：在我们的国家确实经历了很多的剧变，大家也知道主要从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很多人对这个持有一些不好的态度，因为我们国家也经历了很多次的分裂，各种社会秩序也是一片混乱，所以现在很多人对此并不是很满意，一些记者、作者，也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情绪。

赵丽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经历了很多转变，肯定不同的阶层、不同经历的人对这个事件有不同的看法，不可能给你一个标准的、明确的答案。我刚才听了伊蒂莫娃，她讲了他们家乡2012的故事，她讲了他们的国家人对人生是怎么看的、对社会是怎么看的，社会再变迁，人的基本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对幸福的追求、对人性的追求、人性的爱，这个不会有变化，这个跟制度无关。作家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很难回答。

现场提问：赵老师的那句话我也认同，这不是制度差别的问题，对人性的善和美，人性的追求，这个制度，其实观点还是趋于理智的，我今天来了以后听了在座诸位作家和赵老师相关的解说，我觉得使我的内心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其实在很简单的文学作品当中，他们就很朴实的体现了很多哲学上的一些道理，来教育我们怎么样去做人。我们用中国的话来讲，很简单的几句话，就给我们宣扬了一种正的一面，社会正的一面。我下面的问题是这样，赵老师也说过，说英国现在有很多野蛮的高学历的人，其实在中国有句话，现在有很多人是有知识、没有文化。可能其实两者是相接近的。但是我个人感觉，特别是我们年轻人这一代，我发觉，的确在文化和文学这方面，投入的时间很精力比较少。所以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希望在座的外国专家，想问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建议我们教育部门在年轻人当中推广一些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在他们的国家是否有。第二个，除了他们以外，有些西方的很多作品，只是在一些平淡的故事当中，把一些很简单的哲学道理就讲出来，与我们的教育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体现出来的效果更好。是不是他们有这种方法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作家阶层，或者说教育阶层。谢谢。

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如果要想把一些哲学的理念到达人心，到达人的灵魂深处，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你刚才说中国要表达哲学理念，通过很高深的文字。在欧洲也有这样的做，这是个人选择。要把这个东西深入人心，必须通过浅显易懂的文字才可以做到，这是我自己认为比较合适的方法。

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怎么让年轻人做更多的阅读，希望把读书和现代的科技结合在一起，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电子读书的软件，或者说有Ipad，你把书输入到这样的设备当中去，就可以拉近读者和作者的距离，年轻人都喜欢科技的设备，有可能是一种方法。如果能用最浅显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含义，这也是最难的，这一直是我在追求的目标和在他人寻求的特质，非常感谢您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巧妙。

赵丽宏：今天报告会很有意思，三位作家的报告很有特色，语言不一样，主题不一样，叙述的故事也不一样，很好的报告会，然后又有很好的交流。用不同的语言交流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今天交流的很好。尽管通过翻译，但是对有些问题他们还是做了很好的解答。

最后再给我们听众提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报告会就结束。

现场提问：谢谢赵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想请各位作家用一句话，介绍一下您的生活。

赵丽宏：顺心而为。顺从我的心愿、心意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在困难面前能够坚持是最大的美德。

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寿命太短，不可避免就会有悲伤，生命又很长，于是我们面前就有很多的可能性。

扎尔科·米勒尼克：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读过中国的哲学，关于哲学的一些作品，我对中国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做过一些比较，我很喜欢中国的哲学，我觉得中国的哲学是非常实用的，所以有的时候做比说要重要很多。

赵丽宏：谢谢诸位，接下来我们的尾声是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的歌声，她答应要为我们唱一首歌。

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今天因为我的吉他不在这边，对别人的乐器不是非常的熟练，所以我就用我之前弹奏的乐器来做伴奏，唱一首歌。这个音乐的吉他声也是我自己弹奏的。里面还会有笛子声，这是另外一位保加利亚的音乐家。

我接下来要唱的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家》我要在山顶建一座我的家，在这样的家里面，太阳会沉睡。所有的动物也都会停歇。房间是白色的，所有的梦想都会抚摸着我，很漂亮的圆形桌子等待着盛宴的到来，我会坐在我的家里静静的等待。有一天会有一只鸟飞来，从我手心啄食一粒谷物。这只鸟儿会永远永远的飞走，我就会不停的去怀念它啄食时的美丽。有一天一只鸭子可能会来，告诉我它所有的公主，我会打开房间，给它吃面包。它会静静的匐在我身边，原本很有野性的眼睛会被我驯服的越来越柔和，有一天我会看到远方的路上有一个人走得越来越近。这个陌生人会来到我面前，我的手等待着他。天几乎已经完全漆黑下来，但是光亮已经足够。因为这样的话，它和我在接近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影子就会渐渐交汇到一起，我们已经不需要语言，只要有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微笑就足够了。这样我就站在我家前面，看着黄昏中蜿蜒曲折的路。

基里洛娃·格奥尔基耶娃：(第二首歌)这把吉他，虽然不是我自己的，我还是试着用它弹奏一下，我唱的这首歌是要感谢上帝，并不是世上很伟大、很有名的东西，而是很小的事情，这些事情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第三首歌：每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都是狂野的，我知道上帝是用泥土把我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