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在报告会上。

10月20日下午，“2012上海写作计划”第三场主题为“生逢2012”的报告会，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举行，瑞典作家扎克·欧耶（Zac O’Yeah）和培德·理德贝克（Petter Lidbeck）先生首先就”生逢2012“的主题作了演讲，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主持和点评。

演讲后，作家们与听众就文学话题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互动，作家们和与会的上海作家、文学爱好者对文学创作、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儿童文学创作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详见报告会速记稿）。

会后，大家争先恐后地请作家们签字、合影。

会后读者争相请叶辛题词。

作家们在报告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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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2012上海写作计划报告会”速记稿

（未经本人核对，仅供参考，不得转载）

主题：2012上海写作计划报告会——生逢2012

时间：2012年10月20日14:00

地点：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

主讲嘉宾： 扎克·欧耶（瑞典）、培德·理德贝克（瑞典）

主持和点评：叶辛

地点：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

叶辛：各位下午好，今天下午由我来主持和两个瑞典作家，扎克·欧耶和培德·理德贝克两位瑞典作家的座谈。他们已经分别按照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生逢2012”，写了两篇散文，一会儿他们要朗读他们的作品，大家手里也有他们的文章，等他们朗读过后我们可以跟两位瑞典作家一起互动，谈一些你们感兴趣的话题，在整个活动开始之前，我先介绍一下两位先生。

一位是扎克·欧耶，他虽然是瑞典作家但是出生在芬兰，现在居住在印度。他创作的小说及非小说类作品——包括侦探和惊悚小说、文化游记、历史和传记——都源于他受到的跨文化影响和他的全球旅行。扎克·欧耶先生年纪不大，但是他最早工作的时候在瑞典哥德堡的一家前卫剧院，这个剧院在海滨，他在剧院工作的同时，开始他的创作。同时也随着剧院的创作队伍进行旅行。25岁那年，用我们中国话来说辞去工作，前往印度，他平时教授创意写作，主要在印度和瑞典的报纸上发表他的作品和文学评论文章，还把印度的一些作品翻译给瑞典的读者，他特别喜爱旅行，从印度到南非，从圣弗兰西斯科到悉尼，都去过，睡过喜马拉雅的山洞，在津巴布韦讲过学，也曾在伯利恒染上肺炎。

扎克·欧耶瑞典一共写了12部书，有不少是畅销书，《圣雄》入选了2008年奥古斯特最佳非小说类书籍评选。今年冬天他还有一本新书叫做《宏伟先生！》即将面市，是在印度发行了四本系列中的第一本，他还作为编剧参与了一个有关素食者的恐怖电影项目。

扎克·欧耶的书已经译为英语、丹麦语和挪威语出版，他已经多次获得瑞典作家基金会和瑞典艺术家基金会授予的津贴和奖金，瑞典阿尔图·隆德奎斯特学院(Artur Lundkvist House)最新一位驻校作家，他的夫人是印度小说家、诗人。

这是对于扎克·欧耶简短的介绍。

我接下来要介绍第二位瑞典的作家，他是培德·理德贝克先生。

他在1996年的时候，在中国的南昌收养了一位中国女儿，他的文章待会可以看到，他写了第一本书叫做《从余江来的莲娜》，以后创作了40多部书，大多数是儿童书籍，最近也出版一些供成年人阅读的书籍，最新写成的一本已经为翻译成了英语，并且会在今年晚些的时候在台湾出版。

培德·理德贝克：已经出版了。

叶辛：请展示一下。

培德·理德贝克：好的。

叶辛：这样我们下面就正式了开始，请两位瑞典作家他们朗诵，我们先请扎克·欧耶先生。

扎克·欧耶：（朗读演讲稿，略）

叶辛：刚才是扎克·欧耶朗读了他的散文“生逢2012”，他的文章中对写作和作家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木匠，一个是牡蛎，还是很有意味的，我们前几天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作家，我有很多地方也有同感，我觉得很有深刻的，接下去有请培德·理德贝克先生朗读他的作品。

培德·理德贝克：我也不知道本来要写上海，就像刚才扎克·欧耶说到的，我们就是写一些东西。在我作品中没有关于人物、外貌的描写，没有说谁是美丽谁是丑恶的，因为我认为好人都是美的，恶人是丑的。我在上海是见到了如此美丽的人。

培德·理德贝克：（朗读演讲稿，略）

叶辛：谢谢培德·理德贝克先生也朗读了他的散布“生逢2012”，大家从翻译过的文字当中可以读出来他对我们中国的感情。而且我也很佩服他，他很不容易，1996年领养孩子的时候，他写下了第一本书，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出了将近40本书了，而且他的感受我想对儿童文学作家们，可能会更有收获。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阶段。

进入互动阶段以后，我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与两位瑞典朋友分享的话都可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场面搞得活泼一点。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我和7位外国作家在杭州举办的一场主题为“写作与旅行”的文学对话，杭州和浙江的文学界在互动的阶段相当活跃，杭州和浙江的作家提了很多问题，我相信我们上海的作家也好，文人也好、朋友也好，爱好文学的朋友也好，肯定也不会输于浙江的同行，我们接下去就开始。

提问：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在这个板上看到了“生逢2012”，我们现在是相逢在2012，而且非常高兴我们中国作家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我们对两位瑞典作家的来访感到特别的亲切。其次，我刚才看了作家扎克·欧耶先生的介绍，擅长于创作侦探小说和惊悚小说，我正想对这个先生说一句话，我是从新疆回来的老知青作家，现在也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会员，我们从新疆回来的人，包括一大批作家会对瑞典伟大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先生有深厚的感情，我希望两位瑞典作家也把我们这份良好的感情带回瑞典去。

其次我还非常高兴的见到培德·理德贝克先生，做了一个非常善良的事情，就是刚才叶主席说的，这位先生曾经收养了一个中国的孩子，我感觉我们这个距离又拉近了，培德·理德贝克先生是搞儿童文学创作的，我感到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儿童文学作家常常用大人的思想和语言来讲儿童的故事，结果儿童们都不要看，好像很枯燥。那么我想请教这位儿童文学先生，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怎么让你的儿童文学是孩子们爱读的？我就这么两点。谢谢。

培德·理德贝克：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来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我知道把这一点归功到我的编辑，他是很懂文学的人，他经常说我写的作品儿童很感兴趣，他有评价的标准和品位，所以我要将此归功于他。

这一点还是我想到，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在大学的时候，身边的其他同学对她很不好，对她很苛刻，她就开始写一本日记，日记里面她写的不是她在大学里面不好的遭遇，她写的是希望所发生的事情，在日记当中她把自己描写成为主人公等等一系列的故事，后来有一些成人批评家就说这本书很好，觉得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但是当这个女孩大学毕业的时候，问其他同学，其他同学有一些人觉得这个作品并不好，因为这个作品容易使他们想起自己曾经一些痛苦不好的遭遇，他们认为作品就应该使他们忘掉不愉快的过去。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像孩子尊重我们成年人一样去尊重孩子，这个很重要的，谢谢。

扎克·欧耶：我也同意刚才这位老师你讲的，可能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2012年中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我也很荣幸有此机会在中国，与中国的人们一道感受这种喜悦，因为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这种喜悦，分享中国人民这种喜悦，我很荣幸。另外我想说一点，就是我想这件事情对诺奖的评委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之前一直忽视了亚洲文学，关注点放在欧洲文学，其实亚洲文学也同样重要，此后我觉得可能诺贝尔奖在中国作家中首次诞生，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可能是2012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提问：我是作协的会员，也是中国的议论文作家，这几年我一直从事艺术研究，这些著作已经在台湾海峡两岸出版了，反响也不错。我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请叶主席和两位瑞典作家简单说一下，你们认为莫言获诺贝尔奖最主要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因为我几十年一直从事历史的人物研究，非常讲究历史真实，现在很多读者包括我自己，很想把真实的历史用长篇小说的形式介绍给读者，但是我感觉很难，历史非常讲究真实的，什么东西都是有根有据的，小说是很在乎故事人物和艺术创作的，我觉得两者之间我感到有这个困惑，希望叶主席和两位瑞典的作家给我支支招，谢谢。

扎克·欧耶：我个人认为要写一部很成功的作品的话要关注于故事，尽管你要写历史事实，但是我们读者或多或少了解这个历史事实，所以在做一部成功的作品当中，你要把历史的事实融入到你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从故事中读到你的表现历史事实，你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你历史的史实，你可以通过主人公表现你写这一段历史。

我觉得对你来说很庆幸的一点，就是中国有着很复杂，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悠久，这就意味着你有很多的史实，你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去参考利用。但是重要一点就是当你收集到这些史实，收集到这些资料以后，你会做一个研究，在你研究完以后，你把资料和史料放在一边不要想它，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你去构造、酝酿构思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当中不要太多出现史实的东西，你可以用这么多史实和资料写不同的小说，可能写好几本，将来可能用下面的资料写成另外一本小说，但是在同一本小说当中，不要用太多的史实，这个时候你的关注点在于故事。

如果你在你一部小说当中涵盖了很多史实，那么你可能无缘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作家了，我给你的建议还是说，你的作品这个故事可能会体现一段时期的历史，读者一旦对你的故事感兴趣了以后，他自然会去图书馆查这个文献资料，去了解你作品体现所描写的那一段历史，我觉得作家这个时候的身份就体现为，我们是引起读者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人，而不是说作为那一段历史整个的陈述者，是这么一个关系。

培德·理德贝克：我还想说一下关于儿童文学的创作，首先你有初稿写，写完以后你删掉后面多少多少页，多少章节再重新，我总结一下有三个步骤，就是写，然后删减再重写。

叶辛：我就简单一点，其实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写的好。怎么写的好呢？请大家去读一读莫言的作品，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实际上在莫言获奖了以后，我们很多报道、很多记者围着他，我也读了报纸了，很多人没有读过他的书，甚至我们记者写的一些报纸上的文章写错了，外国人说他受了斯丹贝克的影响，对斯丹贝克的介绍都讲错了，你这个喜悦当然大家都很高兴，第一次得到，但是你要喜欢他，你要觉得他这个作品获奖了很荣光，你至少要读它，读懂它。我个人感觉他写的好，但是他不是土，当然上海的读者不喜欢土，但是他用他最先锋最时尚的，今天的观念写他从农村感受到的很土的东西，所以很多人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为什么获奖，因为我写的土，当然一方面有谦虚幽默的成分，但是实际上他的作品有很多先锋很时尚很现代的手法。

我简单说一下，当然今天我们是上海国际写作计划，我们要把时间留给两个瑞典朋友。

提问：我是一名记者，我知道培德·理德贝克先生收养了中国的女儿，然后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觉得中国跟瑞典是一衣带水的。我的问题是有四个问题，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但是分四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请瑞典的先生介绍一下瑞典的教育体制，第二跟中国教育体制最大差异的地方？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教育应该保持哪些地方然改进哪个地方，第四个问题有哪些作品在这个方面有所体现？谢谢。

培德·理德贝克：首先我想谈一谈瑞典的教育体制，说到瑞典的教育体制，它和中国的有一点类似，我们也是有10年的义务教育阶段，之前会有一年的学前教育阶段。我想差别在于中国的学生更加刻苦认真一点，5年前我在江西余江的时候也是遇到了一个妇女，他的儿子就是在上高中，他是每天早晨6点上学，下午5点放学，以后又从晚上6点上到晚上9点，在瑞典一般不是这样，瑞典一般就是上到下午3点就结束了，所以说中国的学生更加刻苦认真。我还去过上海的世界外国语学校，我们都被那里的孩子们惊呆了，他们的词汇量非常大，他们的发音比英国人还标准，他们总之就是超级聪明，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不同。

也许我接下来说的有失偏颇，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觉得你们一直学事实的东西，你们学事实学的很快，但是我觉得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想法，因为学术上的东西，学术上的想法因为在未来社会的发展肯定由学术性的想法推动，可能在我们这个大厅里面坐着，看上去最呆的一个人，他可能就是最有想法的人，他可能把他的一些想法，转变成一些可以活力，就是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强调想法的重要性。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也鼓励个人的创造性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想法。

扎克·欧耶：我想说一下我之前也是不太喜欢上学的，我觉得在世界上各种学校都可能存在这种问题，学生可能在拼命的死记硬背一些事实的东西，可能会鼓励他们去经历的东西，但是他们创造性的想法没有得到重视和培养。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去接触文学的东西和艺术的东西，去读文学读艺术。在读的过程中，我觉得要善于培养他们的想法，比如说我们不能让他们今后变成谈文学作品谈艺术作品，就像谈我们的政治一样，不能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应该有他们的创造性的想法。所以说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尽早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形式的艺术作品，比如说可以鼓励他们在学校期间写自己的短篇，或者编排一些戏剧、舞蹈在学校表演等等，这种方式去培养他们创造性的想法。

提问：我是在世博会的时候，我去参观了芬兰馆，就是当时有一个互动的游戏机我在上面留了一句言，荡着蒲公英来了，和芬兰人民一起实现自由浪漫的理想。我对芬兰馆这个整体的感觉。然后因为这个留言我收到了芬兰首都市长给我的邀请函，激发我去瑞典的兴趣，还有诺贝尔文学奖今年莫言也获得了，我见了莫言三次也是和瑞典有关，今天两位瑞典作家在这里，想请描述一下瑞典的生活。还有在写作当中，我的作品也申报了中国作协重点扶持，我比较赞成自由浪漫，然后运用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就是完全颠覆人物、故事、思维，就是根据灵感来创作，在你们的作品中，就是我想学习一下，就是怎么运用这个理性和逻辑思维来把握你的创作？三位作家我想学习这一点。

培德·理德贝克：首先我谈一下瑞典的生活，瑞典是很冷的，我们去了杭州就觉得杭州是很热的，这个差别很大的。在杭州我们看到了西湖，我想说瑞典有很多很多湖，大约有9万5千个湖，瑞典的人不多，但是瑞典的湖却很多。

我另外一个印象就是生活在大城市这里的人们，都感觉很包容很宽容，比如说我们在上自动扶梯的时候，大家都是左右两边随便站，在瑞典的话你如果站在了自动扶梯的左边，后面的人会对你抱怨的，会表现出来的，但是在上海就不是这样。另外在中山公园我发现人民也都是很悠闲的表情，所以我经常在中山公园附近走的时候，我在人群中穿梭，在瑞典也不是这样的，在瑞典人们都是表现很匆忙，表情很紧张，有压迫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上海人过的很怡然自得的。

扎克·欧耶：刚才培德已经谈到了很多关于瑞典生活方面的，就就不说了。你刚才谈到意识流的问题，就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

说到意识流我觉得它是小说家经常会尝试在小说作品运用的人工写作技术。还是像我刚才谈到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关注于故事，尽管有一些作家尝试一些新的方式去写作，但是我觉得一部作品，一个小说的核心还是体现在人物和故事上，如果说你可以恰当的去运用这个意识流的写作方法，但是如果你的人工写作技巧，影响到你故事的表达，影响到你的作品是得不偿失了。

另外就是拿我个人来说，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会先想一下脑袋里面已经储存的有趣的事情，我会去筛选，到最后可能真正被我写入作品的就是两三件事情和经历。另外就是谈到作品的隐性问题，有一些人认为作家就是应该比较现实或者现实主义，但是这个从观点看有一点矛盾，因为小说本来就是虚构的，为什么现实呢？如果你想运用隐性的写作技术，你可能在你的作品中刻意的让读者关注于某一样事情，通过这种方法你把读者的注意力、眼光引到这个方面，其实你在另一方面写下一些东西，可能会达到你想要实现的隐性方法，通过这样的方式可能会实现这个目的。你可能会让读者认为，比如说读者请注意了，然后读者被你吸引到这方面，你说我将要说什么，这个是真实的，你会让读者相信这个真实的，另外你在另一方面，就是会运用一些技巧表达一些什么意思，通过这个方法就是可以实现这种隐性的写作方法。

提问：我是文学报的，我想问一下扎克·欧耶先生，你的《圣雄甘地》获得了奥古斯特奖，我想问一下，你觉得甘地的哪些人生经历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你感动？

扎克·欧耶：我就是在印度居住也有20年了，说到甘地，他在印度就是无处不见，就像毛主席也是经常在我们的钱币上，在纸币上见到他的头像，在印度也是一样，在钱币可以见到圣雄甘地的头像，在邮票上也可以见到他的头像，你在写信的时候贴上邮票可以目睹圣雄甘地的英姿。

我们一方面到处都可以见到圣雄甘地，但是我们普通人可能会忽视他，我源于这个想法才想研究一下它，所以说我之前是写了一些短篇的东西，然后在瑞典出版，向平常人介绍圣雄甘地，让他们了解圣雄甘地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然后才开始我将近5年的研究，研究圣雄甘地各个方面，最后我写到有600页的一个作品。圣雄甘地在政治上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另外他又是很好的作家，他自己就写了100多本书，其中两本很重要的自传。同时圣雄甘地还有自己的杂志，长达50年。除此之外圣雄甘地他还是一个很关注饮食的人，他为探索各种各样饮食的方法，怎么让人保持健康不生病，除了这方面圣雄甘地还对生态方面的研究，在我们西方提出环境保护问题的之前，很早他就在研究生态保护诸如此类的生态问题。同时圣雄甘地也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有着4个孩子的父亲，有一个趣闻，好像他在学校表现并不好，成绩排名也是靠后的。

我通过对他的研究发现，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意志力很重要，好像一切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至少圣雄甘地这么认为。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英国当时殖民在印度，要到什么时候这个殖民期才结束，没有人告诉他这一点。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到他为结束世界的殖民史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圣雄甘地是一个很了不起非常出名的人，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原因，也就是我对他感兴趣的缘由，其他还有一些历史上的人物，或多或少跟他类似，但是像他各个方面都杰出的人并不多见，所以从我来说他很出名，很引人注目，这是我写他的原因。

提问：我还是关注你的女儿问题，这是今天的一个热点。你是文化人，是中国人说起来世界上也关注这个启蒙教育，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家长是第一任老师，你是怎么教育你女儿的？你想培养你女儿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才？

培德·理德贝克：我并没有教育她做什么事情，她一切都是按照她的意愿来行事，我不会叫她去做什么事情，她在学校的成绩好坏也不是大问题，哪怕她在将来在扫街道，或者她未来获得诺贝尔奖，重要的是她快乐，最重要的一点是她开心。

提问：我自己也做律师的，我也写作。我很关心他讲圣雄甘地写作的情形，因为他刚才讲了圣雄甘地他是一个精神力量很强烈的人，如果要进入这个历史人物有很大的难度，我不知道从写作方面角度来讲，你是通过研究方式来接近他灵魂深处？因为我特别记得电影的《圣雄甘地》，他穿着西方人的衣服，上英国人的火车被人家扔下去，这是一个精神上的问题，这个人能够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肯定在某一点上有灵魂上的爆发，我希望了解作家怎么进入人家的灵魂深入把它体现出来，这个我很关心的。

扎克·欧耶：我觉得他肯定是在他灵魂深处有某中很强烈很伟大的东西，其实《默罕默德》这个戏应该最后是封给他的，默罕默德在印度文化中就有很伟大的领袖或者精神意思在里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他也写过书，在他书当中我们会读到，他是一个经常不断的分析自己的人，尤其是他会分析自己的错误，在他书里不是简单平白的记述他做了什么事情，而是说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然后他是怎么做这件事情的，总之他是不断的自我分析。

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他也是经常去尝试再前进一步，再去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他这样一个自我分析使他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伟人并不可少的因素，相比较起来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无知的人，尽管我在不断的学习，尽管我在不断的描述自己的生活，会在作品当中反映自己的生活，会反思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但是我觉得相比圣雄甘地在这方面做的，就比常人更高更深一点，这个程度就要更高很多。

提问：可能这个翻译里面有问题，我的问题是你作为写作者，你用什么研究的手段、资料进入到他的灵魂，是这个问题，我是从写作的角度，我要跟他沟通交流这个问题。

扎克·欧耶：我的答案肯定接近相似，我觉得还是首先了解他这个人，了解他的思想和他怎么想很重要。我在印度一家公司工作过，我就有机会读他的书，此外在生活中我还参观他一些遗址，比如说他出生的房间，他去世的房间，我还在生活中通过他的朋友了解他，通过他的后代子孙了解他是一个什么人，他的想法等等，之后有了这一系列的想法之后，我就去开始我们作家的职责，我就去想一些意向，从这些事实当中得到一些东西，然后写进我的作品里面去。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方式。

提问：最后一句话你没有讲上，很重要的一个作者的工作，所有现象的东西它有一个重建的过程，重建成功了就是一个很好的作家，重建不成功你就失败。

扎克·欧耶：我很赞同你的观点，就是通过作品我们可以把他灵魂的东西仍然展示给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就好像他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与我们同在。

提问：今天很荣幸听了两位来自瑞典的作家精采的演讲。我是中央电视台一个人力资源的专家，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杂志邀请我写一些关于个人成长的专栏，所以是完全歪打正着的加入了我们作家团队，在我人格成长的关键时期我是看了叶辛先生的《孽债》，当时在上海是家喻户晓，所以我相信一个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的话题也是在关注这个影响力的问题。

我想请问我们的作家，你们觉得诺贝尔文学奖今天对于每一个当代的作家来说，它还具备什么样的影响力？第二个就是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不必担心中国会成为全球的霸权，因为中国人从不会有他们影响世界的影响。今天诺贝尔文学奖史无前例的授予了咱们一位中国作家，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思想正在影响着世界？你们对中国的作家这样的成果有什么看法？特别是建议我们现在当代的作家，如果来面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影响力？谢谢。

培德·理德贝克：首先我简单谈一下撒切尔夫人，我个人认为她说了很多不太恰当的话，刚才她说中国永远不会影响世界，这个肯定也是其中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现在我觉得中国是在正在影响世界。其实要说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或者对一个国家的影响，这个我还真不能够回答你，我请我的朋友扎克·欧耶回答你这个问题。

扎克·欧耶：我觉得诺贝尔文学奖重要的意义，肯定不是政治方面的，主要是在文学方面重要的影响力。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会让一个国家的文学得到世界的关注，会让一个国家的文学创作的方式受到世界的关注。

另外我觉得莫言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作家他本人来说，有时候可能会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因为读者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会期待他将来的作品比他获奖作品更好，所以获得诺贝尔奖可能会成为作者一个心烦意乱的事情，让他会有压力。

毕竟获得诺贝尔奖是少数的，可能只有百分之几，但是不能说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个单独的现象，比如说中国的莫言获得了，你就想这个国家的其他作家，肯定也有一些很好的作家，你就会发现其他很好的作家，所以这一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学重要的影响，重要的意义就是可以把一个国家的文学写作流派形式呈现给这个世界，得到世界的关注。

你刚才说到关于中国的影响力，我觉得可能更多表现在经济方面，因为中国的经济变得越来越强，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是体现在经济方面，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了，世界上很多产品可以在中国买到，都是在中国生产，中国也基本上在生产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产品，比如说我在印度买东西，我在中国也可以买到一个品牌，在中国也可以买到一个新的相机等等，我觉得更加体现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尤其是当西方的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会表现的更加突出。

培德·理德贝克：请允许我问叶先生一个问题，即便在西方国家我们对上海也有了解，文化大革命这个话题也是在西方也是经常被谈到的，我想问一下叶先生文化大革命一些东西，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多久，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你当时是多大年纪？

叶辛：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是1960年，我正好17岁，文化革命从1966年到1976年经历了十年时间，我们习惯用语叫做“十年浩劫”。1960年到1969我生活在上海，中学时期，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前三年的时段，1969年以后我到中国西南的省份，叫做贵州省，我在那里农村劳动，一直到文革结束，我离开农村是1979年了，所以尽管我也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我感觉到文化大革命在这样两个时间段。

培德·理德贝克：您现在回过头来怎么看这一段历史？您觉得它是一段悲惨的历史吗？

叶辛：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现在是作为一个专门的学问，很多中国人在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我的小说当中也比较片面，但是我的生活主要是在1969年到1979年在农村阶段，我主要用我的笔写下了我们这一代人上山下乡的经历，当然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国人习惯叫做它“十年浩劫”，“浩劫”就是中国人们都遭受了很多罪，8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学习和认识的过程，叫做彻底否定这个文化大革命，可见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中国人民带来很多灾难。

叶辛：这两个小时的时间过的很快，我感觉到今天的互动，我们不仅谈到了文学的话题，也谈到了瑞典跟中国两国人民的话题，总的来说谈得很好，但是文学的话题没有深入，每次和文学界的友人交流都是这样的感觉，今年我们上海写作计划的主题是生逢2012，最后我要提议，我们要感谢到上海来的外国作家，特别是今天参与我们互动活动的两位瑞典作家，和我们无拘无束的交流和互动，也预祝他们在上海接下来的日子里过的愉快，正好这一段时间是上海最美好的季节，金秋十月。预祝你们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绩，谢谢。

扎克·欧耶：我想将我手中的这本书送给上海作协，这本书是我写的关于亚洲统治欧洲这样一个故事，我希望在学校的学生们也有机会读到这本书，让他们认为我们亚洲将来统制欧洲也不远了，仅此作为此行的答谢，我想将这本书赠给上海作协。